垂天翼的网上空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

北京人喜欢吃炸酱面，可是我不喜欢吃。我夫人是地道的北京人，家里有时候会吃炸酱面，这时候，她会给我做打卤面，因为知道我不吃炸酱面。如果只有炸酱面一种，我就会只放一点点酱，她就会说，你放这么少的酱，有什么味道啊！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酱的咸味，我宁可加方便面的佐料。这就是个人的习惯，谁让我从小在广州长大的呢。但是我的一位在北京出生的朋友，去了香港很多年，回到北京他就一定要吃炸酱面，觉得别的地方的饭菜再好，也不如吃炸酱面香。

我76年在武汉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工作了三年，住在红钢城，除了在招待所吃饭之外，也常到街上去吃小吃，武汉各小饭馆最常见的面条就是热干面，当地人都喜欢吃，但是我就不喜欢，这也是习惯。

同样，我的青年时代是在五十年代中度过的，那时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十分友好，因此，音乐上受其影响很深，这样一来，我就喜欢上了前苏联歌曲和俄罗斯民歌。加上我在大学的时候又是手风琴队的，市面上能买到的手风琴曲集里更是充满了苏联曲子，这样，就建立了我的音乐欣赏的一种定势，在各种音乐里面，还是比较喜欢苏联音乐。

前些日子，我到基辅餐厅去了一次后，又勾起了对苏联音乐的回忆，觉得应该买点苏联CD唱片回家来听听，于是到卓越网上进行检索，发现了一张名为《永恒的莫斯科》的CD唱片，VIP会员的价格也要54.80元，但是我还是把它买了回来。

听了这张唱片，觉得虽然比较贵，还是物有所值的。这张碟片的录音经过了所谓“真空管麦克风发烧录音系统”录制，音质应该说非常好，通透明亮，显然做了非常认真的录音处理。其中的歌曲大多数我都非常熟悉，唯独最后一首《晚钟》我以前没有听过。这张碟片中收录了两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两首的唱法不同，我喜欢后一首，尤其是其中有一段是歌唱家唱的是“啊……”，乐队奏的是主旋律，而歌唱者唱的却是和声，配得非常巧妙，又非常流畅，和声和主旋律混为一体，非常和谐好听。应该说，平时我们听这首曲子的机会很多，光我家的唱片中有此曲的也不在5张以下了，但是这样配和声的方法还是第一次听到，非常精彩。

从这张唱片的厚厚的说明书里，查到了该ABC唱片公司的网站，上去看了看，发现也许还可以从中找到更多的好听的好唱片。

音乐算是我的业余爱好，但是我并不是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人。我在广州读小学的时候，母亲为我请了一个家庭钢琴教师，叫赵碧姗，她的名字用妈妈家乡的苏州话来念，就成了“小瘪三”，所以我还能记得，其实，她的琴教得很好。后来我随家里搬到了北京，又跟清华大学音乐室室主任的夫人李雅妹继续学钢琴，我每周去她家一次，她每次要为我辅导40分钟左右，学费是多少我已经忘了，但是在当时是属于比较奢侈的消费。如果从小学开始学的时候算起，前后也学了有五、六年了。 

那时候，我们国家受苏联的影响很大，人们看的国外电影也多数是苏联电影。苏联电影里是很时兴拉手风琴的，所以我一直对手风琴很向往。在中学时代夏令营里的一次拉琴的尝试，曾使我兴奋不已。 1957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进学校就参加了数学系的乐队，当时乐队的指挥是被系里师生称作数学神童的马希文，家里也给我买了一架32贝司的小手风琴。到了58年，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学校里也在大炼钢铁，再加上我在学校里住宿，所以已经没有时间练钢琴了，我就开始改练手风琴。

下图：1961年五一节在颐和园为北大女声小合唱伴奏

后来，北大学生会下属的文工团设立了手风琴队，我就加入了。我觉得那时候学生会能拿出一笔钱来建立校文工团，其中包括管弦乐队、民乐队、钢琴队、手风琴队、地方戏曲队、舞蹈队、话剧队、合唱队等，对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高尚的情操确实是很有好处的。我们手风琴队每周活动一次，排练一些舞曲，周三和周末常常为学校的舞会或者留学生的舞会伴奏。此外，我们还为独唱、合唱伴奏，我就是学校女声小合唱的手风琴伴奏。为了提高自己的手风琴演奏水平，我有时会在星期天从早到晚练上七、八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此外，我们手风琴队里的骨干还常常到解放军歌舞团找手风琴手张自强和王碧云去学习，他们夫妻两人也很热情地教授，分文不取。这样，由于勤奋的练习和以前的钢琴基础，我的手风琴也算练得不错了，在一次全校的独唱独奏比赛中，我的独奏获得了第一名。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我担任了手风琴队的队长。

虽然我的琴已经拉得不错了，但是我觉得在音乐方面我还是缺乏天才。其实，钢琴也好，手风琴也好，它可以是艺术，也可以是技巧。你刻苦练习，可能琴拉得不错，但是你也许还没有领会其艺术内涵呢，这种情形，就象一个孩子能熟练地背诵唐诗但未必理解一样。我在给别人伴奏一首新歌时，只要有乐谱，我可以作到拿起来就拉，左手的和声也配得很合适，几乎不用事先练习，这是技巧熟练的缘故。但是，在拉间奏的时候，乐谱上写什么，我就拉什么，如果乐谱没有写，我也就不知该拉什么了。而我们队里物理系的俞国扬，就有音乐细胞，他在拉过门的时候，随时可以即兴地奏出很多好听的花样来，和他比，我就感到自己确实是没多少音乐细胞的。

下图：1958年我创作的革命歌曲

下图：1959年我创作的手风琴曲

我1963年从北大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之后我就参加了科学院的乐队，周末照样是伴奏舞会。有演出的时候，我照样是小合唱之类的伴奏。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科学院成立了演出小分队（那时候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中有八个跳舞的，一个吹笛子的，一个独唱的，一个说快板的，再加上我是拉手风琴的，一共十二个人，光是我们这几个人，就可以支撑整场节目，而且每天都要演出两场以上。队里这个独唱演员就是我现在的妻子，那时在练节目的时候，练舞蹈的到一边，我常常和负责独唱节目的她到另一边去排练，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

下图：我和夫人的结婚照 

在文革中，解放军总政歌剧团也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现在的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当时就是少数派的，因此他就没有大乐队为他伴奏，正好那时候我和夫人也常和歌剧团的演员一起切磋音乐，就认识了他，还有他们团的男高音张汝正等人，于是我也常常为他们的独唱及小合唱演出作客串的手风琴伴奏。我和杨洪基一样大，记得他和我的生日只差几天。

1969年，我工作所在的心理所，除老弱病残者外，所有人员都到了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去劳动，我也不例外。干校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让我当指挥，要排练交响音乐《沙家浜》，但是没有乐谱。大家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仔细听收音机里的广播，把《沙家浜》的交响乐谱记录下来，就是说，要为单簧管、双簧管、小号等每种乐器写出分谱。这个工作是不太容易的，一方面要尽量记录原谱，另一方面，还要根据我们干校的乐队编制和人数对乐谱做适当的精简，我较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的乐队就是用我这样编写的谱子来排练的。当时在干校扮演指导员郭建光的是科学院自动化所的王安时（他后来也是四通的创始人之一）。以至于后来他介绍我加入四通的时候，他在四通总经理万润南面前并没有说我技术水平怎样，而是说，“他很聪明，可以凭电台里的录音就把《沙家浜》的总谱写出来。”其实，正如我前面说的，我并没有音乐天赋。只是作为手风琴手来说，我对于和弦是很熟悉的，例如大三和弦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小三和弦是什么感觉，属七和弦又是什么感觉，在脑子里已经有了概念。所以，我并不是真的能同时听到每个乐器的声音，而是根据听到的感觉，再按照已知的乐理知识把乐谱还原出来而已，当然，还要在实践中检验这种感觉，反复几次，就比较准了。这就象熟练的印刷工人，看了一种颜色，就能判断出这个颜色里CMYK（青、品红、黄、黑）四种颜色每种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或者说，象一个有经验的厨师，在尝了一道菜的味道之后，就大概知道它里面放了些什么佐料。

进了四通以后，头两年由于忙于开发文字处理机，所以没顾上搞音乐，但是我常常想，用电脑技术处理音乐，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对任何与此有关的消息，我都很注意。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和日本的罗兰（Roland）公司开始在电脑音乐方面进行合作了。其实，四通最早的时候是从罗兰公司进口数字化绘图仪的，两个公司在这方面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础，那个时期我每年至少要到日本去一次，每次几乎都要到罗兰公司去访问。通过对罗兰公司的了解我才知道，其实该公司的看家产品是高档的电脑音乐产品，数字化绘图仪只是它的一个新部门的新产品。于是，我就和罗兰公司的董事长梯先生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并参观了他们生产数码乐器的工厂，梯董事长对我们非常友好，在他工厂里参观的时候，他说，我工厂里的任何地方，你可以任意摄影和录象，这与我在日本参观其它工厂时被禁止照相是很不同的。当我提出要和他们一起合作开发时，他也非常支持，提供了很多技术资料。于是，我们一方面向国内介绍他们公司的电脑声卡，另一方面，与他们开始合作研制数码钢琴，由他们提供芯片和键盘等关键部件，我们制作电源和木制外壳等，然后在北京生产。当时他对我们的限制是，不许我们的产品出口，怕我们过低的价格会造成对他国外已有市场的冲击。我们一共做了十台样琴，将其中一台送往日本罗兰公司总部做了质量检验，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江泽民总书记参观四通公司时，曾经在样琴上演奏过。这种钢琴，由于采用数码技术和带力度的键盘，音质很好，也不用调音，便于携带，键盘是有力度感的，即发出的音量与弹奏的力度大小有关，用力弹的时候音量就大。每台的生产成本不到4000元，我们准备最终的市场零售价定在8000元以下。当时我们自己有一个说法是，每个单位可能只用一台四通打字机，但是，每个单位有很多的职工，可能不止需要一台数码钢琴，好象市场应该比打字机还大。 罗兰公司的电脑音乐产品，的确有很高的水平，他们的董事长，自己就很喜欢搞开发，据说他的公司最早的实验室就在他家的地下室。我和他的一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一家乐器店，可能主要是卖500元一把的吉他，但是，它要在店里挂一把价值一万元的吉他。而顾客呢，虽然买不起，但是心里对那把一万元的吉他非常向往，所以每次到那个乐器店时，都要看看，心里在想，将来有一天我要买下它。而如果这个店由于考虑到顾客买不起，而只放一些便宜的乐器，那样，就不会有什么顾客去了。同样，一家做产品的公司，即使它的产品是普及型的，它也要有一两个高档的新产品样机，以证明它的技术实力和开发后劲，才能吸引人才和在市场上有信誉。

就在和罗兰公司合作开发数码钢琴的时候，四通的高层正在发生权力斗争并引发人事变动，我正在考虑是否要离开四通，就在这个时候，在中文信息处理专家李慧琴的介绍下，我认识了新加坡创新公司的总裁谢广成，早在开发数码钢琴时，我已经注意到创新公司在做声霸卡方面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那时，他们作为新加坡即将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公司，正在为上市做积极准备。谢先生对我说，他们正考虑在中国建立一家公司。而我对电脑音乐的熟悉和在四通的执行副总裁地位，使他对我很感兴趣。我们接触了很多次，在1992年7月4日，我和谢先生在日本离东京不远的品川市的一家酒店里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触，导致我最后下决心离开四通。 我在1992年7月离开四通之后不久，就和当时一起离开四通的原副总张齐春、王玉海一起成立了新四通公司，我当董事长兼总经理。在这之后不久，新四通就和新加坡创新公司以及大恒公司一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多媒体电脑公司——北京创通多媒体电脑有限公司，创新占70%，新四通占20%，大恒占10%，注册资金200万美元，我出任总经理。

还在公司的筹备阶段，我就和谢先生商定好，新公司的项目之一是要生产数码钢琴，为此，我从四通带出了开发数码钢琴的原班人马。此外，我担心在新公司再做和四通同样的产品会遭到四通的起诉，于是，又暗中以北京的一家无线电厂的名义把四通的数码钢琴的技术买了出来。这样，我就准备在新公司进行数码钢琴的继续开发和生产。但是，一件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原因是我在和创新公司从接触到合作的一系列过程中，我并没有与日本罗兰公司联系并通报我的动向。罗兰公司在得知我和创新合作之后，梯董事长说，他们不愿意向我们继续提供数码钢琴用的芯片，理由是，罗兰公司和创新公司在国际多媒体市场上是竞争对手，而罗兰自认为他们的数码钢琴技术远领先于创新公司，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获得罗兰的技术支持，该技术就可能流失到新加坡人的手里。当然，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四通仍然是罗兰的绘图仪的大买主，罗兰不想和我走得太近而得罪四通。我为了挽回局面，亲自到日本罗兰公司的总部去了一趟，和梯董事长再次磋商，但是局面已经无法改变。梯先生说，你和创新已经结婚，和我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就这样，原来计划的数码钢琴项目就夭折了。将近十年过去了，我们当时研制的几台数码钢琴早就卖掉了，只剩了一台现在放在我家里，我夫人所在的业余合唱团出去演出而又没有钢琴的时候，就会把这台琴借出去用一下。每逢看到它，不免有些感慨，没能把这个已经开发完的产品推向市场仍然是我心中的遗憾。

其实，还在四通的时候，我们还开发了电脑音乐喷泉、电脑音乐卡拉OK系统等产品，比同类产品早了很多。但是由于我的离开，这些与音乐有关的产品后来都没有人做下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不离开公司，当时的四通在新产品开发的体制上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了。这里讲的数码钢琴的开发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主要问题是，由于公司股权不清晰，没有游戏规则，在董事会这个层面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所以做决策很困难。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只为打字机一项团结奋斗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大家同床异梦，公司已经变成一些更分散的利益小团体。我作为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虽然表面上看有支配开发的权利，但是公司的其他各利益团体不关心你是否开发成功，也不会帮你去开拓市场。而开发部门自己又没有开拓市场的功底。所以，产品开发完了会怎样还很难说。 不过令我感到有点欣慰的是，当时我写了一些普及电脑音乐知识的文章，也在我们组织的一些活动中有机会结识象王立平、谷建芬等音乐家，并向他们介绍了电脑音乐，也算是对中国的电脑音乐事业做了一些有用的事情吧。 音乐数字化，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做得好的话，也能成就一个大事业，只可惜我后来没有机会再去做这件事。

不过，任何时候，我都不言失败，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办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喜欢的人，演奏自己喜欢的曲子，圆自己喜欢的梦。

四年前，我刚拿到了以前单位分给我的房子的产权证，既然房子属于自己了，就重新装修了一下，接着买了新的家具，一切都焕然一新，心情非常好。遗憾的是电视机还是15年前刚有纯平彩电的时候，在北京燕莎商场花12000元买的的日本原装进口的松下29寸，尽管还很好用，但还是想趁刚装修完的机会买一台新的，于是我到商场去转悠，计划是34寸的，牌子没有想好。

说来也巧，当时商场里面放着一台厦华3281型高清晰度彩电，屏幕上正在播放99年国庆阅兵的片子，画面的清晰度非常高，是我从未见过的，立刻把我吸引住了，站在商场里面欣赏了半天。与这个效果相比，周围其它电视机就都被比下去了，我心动了。和售货员一聊，知道当时厦华的高清电视机有两款，32寸的和36寸的。他说，就效果而言，32寸是最好的，从尺寸上说，36寸屏幕大当然看起来更舒服了。

我没有立刻做决定，说实在的，我过去对厦华这个牌子知之甚少，在我印象里面最好的牌子是索尼。因此回家之后先上网，到厦华的网站上查看了这两款电视机的性能数据。当时，媒体上在宣传数字电视即将取代模拟电视，我觉得，既然买新电视机，就不要再选很快会过时的东西。我量了一下，我客厅的视听组合柜放电视机的那个位置的宽度是1米，而从网站上查到，3681这个型号的宽度正好也是1米，于是我就决定买它了。当然，促使我下决心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尽管数字电视的国家标准还没有公布，但是厦华公司宣布该机器保修5年，就是为了让顾客相信它，保证不会因为日后的标准问题而影响使用。

就这样，我花了1万7千多，买下了厦华的3681 HDTV电视机。机器送到家的时候，包装箱很大，进不了家门，只能在家门口外就拆箱，一个人搬不动，两个人抬都费劲，我新买的视听柜中间部分的台面，尺寸正好够放它，如果再宽1公分就放不下了，仿佛就是为它而准备的。

下图：36英寸厦华彩电

电视机是买回来了，其实关于高清电视的制式，我还不是十分清楚，于是立刻上网补习有关知识，什么720p，1080i，都研究了一下，好在我在1973年的时候，自己设计并装过一台电视机，对电视的原理还是不陌生的。查了资料，明白了我买的这个电视机，称为“HDTV-ready”，就是说，要看数字电视节目，还要加一个机顶盒。还了解到所谓720p，就是逐行扫描720线，1080i就是隔行扫描达到垂直方向有1080线。再查一下，发现就我所买的电视机而言，即使看的信号源达到1080i，也不可能真有那个清晰度，因为按我的显象管的象素大小，用我屏幕的高度去除一下，发现即使点挨着点垂直排列起来，也只够放下700条线左右，说明我的电视机虽然支持1080i，并不可能真有1080线。说明书说的“支持”，是说它收1080i的节目没问题，没说真的就是1080线了，这就好比黑白电视机能收看彩色节目，不过看到的只是黑白画面而已。我再计算了一下，发现要想达到真正的1080线，在我这个尺寸的屏幕下，象素的直径必须小于0.37mm才行，而达到这样水平的电视显像管，价格非常贵，普通人恐怕买不起。

由于常上网查询关于高清电视的知识，发现了一个网上的“家电论坛”，上面很热闹，也有很多对厦华电视机的评论，于是我有问题也在那里提出，还有很多热心的网友一起讨论。不久，我发现了其中一个网名叫“哲理”的网友原来就是厦华公司的老总郭则理，这使我很惊讶，一个大企业的老总，能在网上倾听消费者对自己产品的意见和建议，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使我对厦华更有了一分好感。不过，我站在郭总的角度设身处地想想，觉得如果让网民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在网上会很难做人的。到了后来，果然不见了他的身影。不过我猜想，他很可能在“潜水”吧，大家的各种评论他还是会知道的。互联网的好处是，让信息快速沟通，如果企业的决策人物能在网上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意见，对企业肯定有很大好处的。

不管怎样，买了一个很先进的电视机，当然很开心了。而且我发现，大屏幕的显像管电视机还是比背投电视清楚多了。不过，用它看普通的电视节目，清晰度甚至比我的旧电视机略差。因为我是搞电脑的，我知道，接收了普通的模拟电视节目再进行数字化处理，必然会带来一些清晰度上的损失，尽管会有其它的好处。我明白只有当节目源是数字信号时，这台电视机的优点才能充分展现。不管怎样，当初在商场看到的阅兵式的清晰画面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给我以信心。因此，我只企盼着电视台早日能播数字节目。

不过，即使没有高清电视节目，至少还可以看DVD片子啊。等到我想起要升级更换我家的碟机时，我才意识到，还没有能播放高清节目的碟机呢！我在商店看到的阅兵式其实不是碟机播放的，而是用的电脑，我买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这一细节，等我醒悟过来的时候电视机已经买回来了。看了说明书，知道这台电视机有色差输入，可以接逐行扫描的碟机，这也还是该电视机的一大优点啊。我家的碟机还是很久以前买的新科的，没有逐行的功能。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我选中了一台先锋牌的碟机，带逐行输出，而且看来在网上大家对它的评价颇高。谁知道买回来接上电视机一试，同步有问题，不知道问题是出在碟机方面还是电视机方面，总之是不能协调工作。我打先锋的售后服务电话，她说业务很忙，要过十天之后才能来帮我检查，我打厦华的售后电话，接电话的小伙子很有意思，他说，现在你还买日货啊？碟机的水平我们中国比日本还先进呢！我说那你给我推荐一台吧，他推荐了万利达的N996型。对于他说的日本技术比中国落后的观点，我也不敢苟同，不过他的建议倒是值得考虑，因为万利达和厦华两厂家都同在厦门，彼此沟通的机会比较多，厦华电视机接万利达碟机，应该会配合比较好。至于先锋那边，万一十天之后发现不合适，再去商场退货也许会有麻烦，所以我立刻退了先锋，买了万利达。事实证明，用万利达来配的确还不错。N996的芯片是进口的，普通操作菜单是中文的，但是再进一步的菜单全是英文的，可见本地化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不过，总的来说，我对这台碟机的性能还算满意，用它看一些大片，清晰度和效果都不错。随后，我上网把新科的旧碟机低价卖掉了。

不知不觉，过去了两年，北京还是没有播送数字节目的迹象，偶尔传出一些消息，也都是媒体的炒作而已，真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后来，听说有些小区在做试点，还给居民提供机顶盒试用。我的一个朋友就交了600元押金得到了一个机顶盒。于是我就到他家去看看这个机顶盒啥样，看看我是否也可以买到。不看不知道，看了很失望。因为，首先，他的机顶盒很简易，输出只有模拟的AV信号，显然，这样的机顶盒是给普通电视机用的，即使给我用这样的机顶盒，也发挥不了我那台3681数字电视的优势啊，再试用了一下，遥控器的操作很繁琐，像使用网络浏览器那样，左一个菜单右一个菜单的，很不方便。后来，我忽然意识到，想指望自己能得到有色差输出的机顶盒（或者更新潮一些，有HDMI输出的），恐怕还要等很多年。因为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机顶盒的厂家，面向广大的普通电视用户，你怎么可能把开发和销售重点放在极少数的高端用户那里呢？

这时候，又冒出来高清碟机的概念，我在逛电器商场的时候，看到了HDV高清碟机，1980元，还送200部片子。我算了一下，如果一部片子按3元计算，200部也值600元呢！我的电视机都买了两年了，还没有看到真正高清的节目，真是没有回报的投资啊，何不买台高清碟机，好歹也能发挥一下电视机的性能啊。于是一横心，就把这台碟机搬回了家。用它看随机赠送的《迁徙的鸟》高清格式的记录片，效果很好，真正心满意足地感受了一下高清晰度，并且感叹这部片子拍摄的水平真高超啊。不过，除了这一部片子以外，其它所有赠送的片子，都不是高清晰度的，很多片子都是我早就有的，如《魂断蓝桥》等。我再试用了两天，发现它的操作不太方便，例如，当你按了快进键之后，如果立刻按播放键，它会提示说你按错了，必须先按停止键，才能再按播放键继续，类似这种不人性化的设计有不少。说实在的，这种细节上的疏忽，使我对该企业的开发经验产生了怀疑。打个比喻，我们在等候上电梯的时候，如果按了上行的按钮，电梯到了我们这层停了下来，上行按钮灯也灭了，门也开了，进去之后电梯突然向下行驶，你就敢肯定这部电梯的设计师是一位初学者，原因很简单，专业的电梯是不会设计成这样的。按这样的思路，我断定这机器将会有很多问题，于是我把机器退了，随后我还给这个厂家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除了指出他们的缺点外，还把我根据国外资料整理出来的一份“可用性设计原则”发了过去，希望对他们有所启发。要知道，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里，你如果租辆汽车去远郊游玩，谁也不会在拿到车的时候去仔细阅读该车的200页的使用说明书。别人借给你一部手机，你拿起来就打电话发短信，也没功夫去看说明书。因此设计产品，要尽量适合人的心理特性和习惯，可用性设计原则已经成为目前开发产品的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并已经有了相应的国际标准。

在这之后，接着出现了EVD、HVD、HDV标准之争。我作为局外人，很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好像各厂家为了各自的利益，总搞不到一起。最后，EVD被信息产业部定为推荐标准。即使如此，还是有人批评EVD技术并不先进，说应该采用H.264标准，随后搞EVD的人又宣布和意大利法国合作要基于H.264开发新一代的EVD。这倒把我弄糊涂了，一是因为H.264在2001年底就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推出了，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采用它呢？那你的第二代和第一代岂不是不能兼容了吗？二是原来他们强调采用EVD是因为自己有自主知识产权，给人的感觉是对发展民族工业有利，现在又要和国外合作，那岂不还是靠洋人？不管怎样，这样的春秋战国状态，让我们消费者真的无所适从。而且搞了半天这些还都是所谓红光DVD，而国外的蓝光DVD好像又要出来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再更新我的碟机，于是电视机的高清性能还是没有发挥的机会。

但是，从买这台电视机的时候算起，已经快四年了。当初买这台电视机的钱，现在用来买今年7月初在青岛国际消费电子展评比中获得第一名的厦华37寸的LC-37T25型液晶电视机都有富余了。我原来那台电视如果还在商场卖的话，估计连7000元都不到，从1万7降到7千，贬值的这1万元等于仅仅买了一个“高清概念”而已。不知道在这几年期间这种类型的电视机总共销售了多少台，我想，这些人包括我在内，其实是用自己的钱支持了国产的电视机制造业，发烧友其实也是国产电器的忠实支持者啊。

我的大电视放在客厅里，过去的那台日本电视机则放在卧室里。电视频道越来越多，有些台旧的电视机收不到，我夫人对此常抱怨。最近市场上又刮起平板电视的降价风，于是我决定再买一台平板电视机放在卧室里面看。在网上的家电论坛里，大家都说液晶是未来的方向，出于对厦华的信任，我还是打算买厦华的液晶电视，在逛商场的时候，发现夏新推出了“惊现”第七代液晶屏的电视机，从宣传的技术指标上看，的确很不错，价格也很有竞争力，这使我在它和厦华之间摇摆不定。不过从制造电视机的经验来考虑，包括考虑到厦华的出口量第一等因素，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厦华，挑了32U25这款，在我夫人生日前夕把它搬回了家。

当时也有两款可以挑选，我选的这款比另一款34B16多了一个HDMI接口，还有微晶神画功能。由于这两个特性，贵了1300元。这又是买了一个新概念，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谁叫我又发烧了呢！产品没有尽善尽美的，这台新电视机买回来之后，还是发现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对比度不如显像管的电视机等等，我夫人说，你啊，总是喜欢新玩意儿，要知道新东西总是不成熟的，我说，厦华出的产品已经代表了国内的先进水平了，知足吧。当然，由于是液晶的，画面的线性非常好，也不闪烁。不像我原来的那台，线性总不很理想，据说这是大尺寸显像管电视机的通病。

现在，这台新电视机已经用了快半个月了，也许是对图像的调节有了些经验，也许是习惯了液晶的色彩，感觉比刚买来的时候好了不少，而且也逐渐发现，和过去的那台相比，在人机互动的操作方面有不少改进的地方。

下图：05年9月买的厦华32英寸液晶电视机 

又有消息说，北京今年年底要开播数字电视节目了，还说每户都要赠送一台机顶盒。我希望这次的消息是真的，说实在的，我已经等了四年。希望再不要让我失望了。不过，我又该开始打听是否能买到带色差输出或者HDMI输出的机顶盒了，这种机顶盒是否会有都是一个疑问，更甭说赠送了。

不过我坚信，当数字电视开播之后，迟早我会获得厦华电视机带给我的高清享受，圆我一个高清梦。(05年9月5日)

（写于04年初）

母亲已经离开我快半年了，但是我还经常能回忆起她临终前的那些日子。人总是要死的，她90岁，也是属于寿终正寝了。临终的时候，她在病房里面大唱基督教的歌曲，我因为不信教，所以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歌，只感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心中很平静。 三十年代初她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子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从那时她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起直到去世，基督教的信仰始终陪伴着她。基督教要求它的信徒要有爱心，要讲求奉献精神，我母亲的一生也的确做到了这些。

下图：我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就说最近的例子吧，因为她人老体弱，我们怕她晚上出意外，所以要求保姆小王睡在她的房间里，以便可以随时照顾她。半年多前的一天夜里3点多钟，她起来上厕所，因为腿脚不便，应该叫醒小王帮她，但是她看见小王睡得正香，不忍心把她叫醒，于是就自己去厕所，但是也许是白天累了，不知道怎样脚下一软，就摔了一交。就这样把股骨摔断了，老人就是怕摔交，她从此走上了不归路。自己这样老了，还是不忍心麻烦别人，这就是她一贯的作风——先人后己。

她出身于平民家庭，从小生活比较清贫，所以一贯非常讲求节俭。过去，我父亲是一级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工资加稿费的收入在当时就是属于高薪阶层了，完全有条件过很好的生活，但是我们家一直很俭朴。即使到了最近几年，大家生活条件更好了，她也没有改变节俭的习惯。别人送来的食品，她总是舍不得吃，直到过期了或者长虫子了，才拿出来吃。她家的冰箱，为了省电，温度开关总是放在最高档，起不了多大的冷冻作用，冰箱里面也许还能看到十天前不知道谁喝剩下了她舍不得倒掉的半瓶啤酒。我自己家装修房子，安装了新热水器，我把旧的热水器（并没有坏只是容积小点）给我妈妈拿去，她都不肯用，说“我活了80多年没有热水器也过来了，不用！”，同样的，母亲家也没有洗衣机，我们弟兄几个都说要买洗衣机给她，都被她拒绝了。

1963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拿着印有本单位名称的信封信纸写自己的私人信件，就被她批评说我占公家便宜。我父亲收到的来信很多，她就把来信的信封小心地拆开，然后翻过来再用，因此，在我父亲的写字台抽屉里面，总是放着很多她自制的信封。当然，她的很多做法和观念在现代社会看来也许过时了，但是她的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 在她的教育下，我从小就注意不要占公家的便宜，公私分明。记得有一次，我征得领导批准，用单位的小汽车带我父亲去香山植物园玩，回来之后我就找领导要求付车钱，领导笑了笑说不收，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当时我看到一些党员反而假公济私，非常不理解，我觉得他们还比不上一个基督教徒呢。现在回忆起来，可能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年来我已经大大不如以前注意这个问题了。为私事打电话时，尽量用公家电话而不用自己的手机……，这样的做法似乎人人都是如此，大家都见怪不怪不以为然了。 对工作极端负责，也是她的美德。她退休前是北大数学系的图书馆管理员。我也曾经是这个系的学生，我的同学都称赞她的工作，她业务非常熟悉，又待人非常热情，还能叫得出很多同学的名字。她还非常关心公益活动，和邻居们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我弟弟常说，如果退休后不是因为她的耳朵全聋，她非常适合做居委会的工作。

她8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在我家住了些天。一天，我家厕所的水管坏了，我叫房管的工人来修，工人走后我发现放在洗脸池边上的电动剃须刀不见了，很明显被修水管的工人顺走了。我想，这下是要不回来的了，你再找他，他不承认，你能有什么办法呢？自认倒霉吧。我母亲说，不要着急，我祈祷耶稣基督，让这位工人还给你。我听了只当是笑话。我母亲祈祷之后，她就找修水管的工人去了。不一会，她回来了，手里拿着我的剃须刀。我很惊讶，问她是怎样要回来的。她说，她先问他们看见剃须刀没有，他们说没有，然后她就说，你们也许在收拾工具的时候不小心拿错了，你们还是再仔细找找吧，接着她又给他们讲了一些道理，以及分析了如果不还会带来什么不良的后果等等。没想到经过她做工作，那位工人居然就还给她了。她说，这就是我祈祷的结果，我也不得不佩服她。

她因为耳朵全聋了，所以她通常不去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但是常和信教的朋友通信交流。每天她都要阅读圣经语录的小册子，不时在挂历上面写一些心得。2000年初，我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开会，抽空到耶稣遇难地耶路撒冷和诞生地伯利恒游览，在伯利恒耶稣诞生的地方，我用纸巾蘸了灯油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带回来送给她留作纪念，还买了一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塑像给她。 贤妻良母，是中国人对女性优良品德的概括描述，而我母亲正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她去世前不久告诉我说，我父亲在和她结婚前欠了别人很多债，她是婚后才知道的，于是她就接管了家里的财务权，勤俭持家，节约开支，一点一点地还债，直到快解放的时候才陆续把欠债全部还清了。

我父亲在四十年代是吸烟的，她对我父亲说，“你每吸一包烟，我就把相同数值的烟钱存起来。”这样，最后她存的钱居然够买一枚戒指了，这样，在事实面前和她的苦心说服之下，我父亲终于戒了烟。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子女没有一个人吸烟。 我父亲能成为著名学者，不知包含了多少她的辛劳和汗水。1980年我父亲给她写了一首七律诗：

 “甜甜苦苦两人尝，四十五年情意长。

 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

 红羊溅汝鲛绡泪，白药医吾铁杖伤。

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岁老鸳鸯。”

诗内提到抗战和文革时期他们互相爱护而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终于迎来美好的晚年生活。在我父亲1986年5月临终前，要求在他俩合葬的墓碑前要刻上这首诗，体现了他俩的深厚爱情。我父亲在他的遗嘱里面，也对我母亲充分肯定，说她“数十年来照顾我的生活无微不至”。

在母亲的教育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算是有出息的。广西电视台拍了一部记录片，专门介绍她和她的子女们，这就是对她作为母亲对子女教育的一种肯定。

 我是老大，坦率地说，我母亲最喜欢我。但是，我和我母亲表面看来不是很亲昵，因为从小我就一直很怕我的母亲，这种感觉一直就维持下来了，她在我心里有着绝对的权威。小时候，我凡是做错什么事情，例如功课做错、说谎、丢失东西、欺负妹妹、不好好练琴等，都要挨她的打骂。在我们家的缝纫机抽屉里面，有一把量布用的竹尺，这就是她用来打我的器具，我小时候，不知道挨过多少顿打。除了打我以外，还有其他治我的手段，例如我3岁左右的时候，她曾经把我关在黑屋子里面，我就在里面一边哭一边大喊：“天要塌下来了！！天要塌下来了！！”以为这样吓她，她就能把我放出去，后来这个事情被她做为笑话经常给别人讲。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由于不好好练习钢琴，也被她罚跪过搓板。还有一次更为可笑，大概是小学四年级吧，我把钢笔插在背带裤的上面，放学回家之后，只剩笔帽还在裤子上面别着，而笔身却不知道掉在哪里了。我妈妈喜欢蘸酱油吃活虾，而我最怕吃海鲜了，但是她居然拿几个活虾过来说，如果你把这几只虾吃下去，我就给你买支新笔，无奈之下，我只好忍着恶心的感受吞下了这几只活虾。挨打最多的是我，越往后出生的，挨打越少，我的小弟弟在54年出生，就基本上没有挨过母亲的打了，毕竟时代不同了，她的教育方法也改了很多。

在她严厉的管教之下，我从小的功课在班上总是排在前面，也非常守纪律，是典型的“五分加绵羊”式的孩子。因此，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在北京市中学数学竞赛中获得了二等奖，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工作之后，也成为技术尖子。但是，也许也是这种教育的结果吧，我从来不会和人打交道，最后变成了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有一次，一个企业家开车带我过一个十字路口要左转弯，左转弯线很多车在排队等候，他却走旁边的直行道，到快到路口的时候，他突然左拐加塞插到左转弯的车队中间，于是省了很多时间。然后他得意洋洋地对我说，这就是窍门。而我呢，开车从来都是很守规矩的，如果旁边谁着急，我就会主动让他。这种性格，也许就是我办企业总是亏本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外，我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都已去世，他们和我是同父异母的，我妈妈这边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大妹因为癌症在91年也去世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都不错，我们之所以有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和我母亲的为人有很大的关系。我母亲比父亲小13岁，他们是在1935年结婚的，那年我母亲22岁。父亲的前一个婚姻是包办婚姻，在和我母亲结婚前已经办了合法的离婚手续。我大哥当时是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对于我父亲反抗封建婚姻的做法也是持支持态度的。后来我大哥二哥大姐对我母亲一直很尊敬，当面管我母亲也叫“母亲”，尽管我母亲比我大哥只大四岁而已。而从我小的时候起，我就看到我母亲对待我的哥哥姐姐也是非常好的。正因为这样，现在我和在广西老家的侄子外甥都保持很密切的来往。

我母亲到8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她照镜子，自言自语说：“我的头发花白了，看来我真的是老了！”我听后很感慨，因为谁都早就认为她已经老了，没想到她还没有觉得自己老。正因为她有这样的心态，她在住院的时候，会和护士交朋友，护士们都很喜欢她，去医院看病的次数多了，会和30多岁的满大夫成为忘年交。她在去世前不久，还在关心国际时事，向我弟弟了解中美外交方面的新动向。有时候，因为她耳朵聋，我们就比较少给她讲解国内外大事，她就会主动问。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积极的生活态度，才使她活到了90岁吧。今年我已经63岁了，但是心态还比较年轻，还对各种新事物很敏感，这也是受了我母亲的影响。

下图：母亲88寿辰我自己的小家和她在一起 

她在最后的日子里说，“我活了90年，前89年都不错，今年活得不愉快，因为小王不但不听我的，还要我听她的！”其实，别看她身体不好，人也老了，耳朵还全聋了，但是大事如关于我父亲著作的出版问题，小事如家里买油买米，她一概都要操心都要管。所谓她要听保姆的，只不过是要她按时吃药，少管家里的事情而已，这本是我们子女授权保姆这样做的，但是她就像所有的老人一样，非常固执，还认为是自己没有权威了。中秋节前不久，她的身体很弱了，大夫要她住院疗养一下增强体质，她住进了北大校医院，可是到了中秋的前夕，她坚持要出院，我们子女当时都没有在她身边，只有保姆小王在，小王无奈，只好按她的要求把她用轮椅推回了家。据大夫后来说，如果不是她坚持要提前出院的话，她也许能多活几年的。

按照她的性格，就是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后来她匆匆离开人世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好在她离去的时候很安详，无憾地升上了天堂。妈妈，你安息吧，愿基督保佑你。阿门！

注：七省奔波——抗战时我父亲从北平经过七个省辗转南下最后到达昆明西南联大 猃狁（xianyun），古代少数民族名称，常侵略华夏民族，这里指日本侵略者。

一灯如豆——我父母当时住在昆明郊区农村，没有电灯，就在小碟子里面放一根灯芯，倒上一点油点亮用来照明

红羊—— 战国时代丙午到丁未年间有21次动乱，因为丁未是羊年，所以称为红羊劫。文革期间1967年也是丁未年，所以这里指文革时代。

鲛绡泪——鲛绡是传说中鲛人织的绡，指薄纱。这里指我母亲伤心落泪浸湿手帕。

铁杖伤——我父亲在文革中挨批斗时，曾被人用钢管打伤，回家后我母亲用白药给他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