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天翼的网上空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

北京人喜欢吃炸酱面，可是我不喜欢吃。我夫人是地道的北京人，家里有时候会吃炸酱面，这时候，她会给我做打卤面，因为知道我不吃炸酱面。如果只有炸酱面一种，我就会只放一点点酱，她就会说，你放这么少的酱，有什么味道啊！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酱的咸味，我宁可加方便面的佐料。这就是个人的习惯，谁让我从小在广州长大的呢。但是我的一位在北京出生的朋友，去了香港很多年，回到北京他就一定要吃炸酱面，觉得别的地方的饭菜再好，也不如吃炸酱面香。

我76年在武汉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工作了三年，住在红钢城，除了在招待所吃饭之外，也常到街上去吃小吃，武汉各小饭馆最常见的面条就是热干面，当地人都喜欢吃，但是我就不喜欢，这也是习惯。

同样，我的青年时代是在五十年代中度过的，那时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十分友好，因此，音乐上受其影响很深，这样一来，我就喜欢上了前苏联歌曲和俄罗斯民歌。加上我在大学的时候又是手风琴队的，市面上能买到的手风琴曲集里更是充满了苏联曲子，这样，就建立了我的音乐欣赏的一种定势，在各种音乐里面，还是比较喜欢苏联音乐。

前些日子，我到基辅餐厅去了一次后，又勾起了对苏联音乐的回忆，觉得应该买点苏联CD唱片回家来听听，于是到卓越网上进行检索，发现了一张名为《永恒的莫斯科》的CD唱片，VIP会员的价格也要54.80元，但是我还是把它买了回来。

听了这张唱片，觉得虽然比较贵，还是物有所值的。这张碟片的录音经过了所谓“真空管麦克风发烧录音系统”录制，音质应该说非常好，通透明亮，显然做了非常认真的录音处理。其中的歌曲大多数我都非常熟悉，唯独最后一首《晚钟》我以前没有听过。这张碟片中收录了两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两首的唱法不同，我喜欢后一首，尤其是其中有一段是歌唱家唱的是“啊……”，乐队奏的是主旋律，而歌唱者唱的却是和声，配得非常巧妙，又非常流畅，和声和主旋律混为一体，非常和谐好听。应该说，平时我们听这首曲子的机会很多，光我家的唱片中有此曲的也不在5张以下了，但是这样配和声的方法还是第一次听到，非常精彩。

从这张唱片的厚厚的说明书里，查到了该ABC唱片公司的网站，上去看了看，发现也许还可以从中找到更多的好听的好唱片。

音乐算是我的业余爱好，但是我并不是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人。我在广州读小学的时候，母亲为我请了一个家庭钢琴教师，叫赵碧姗，她的名字用妈妈家乡的苏州话来念，就成了“小瘪三”，所以我还能记得，其实，她的琴教得很好。后来我随家里搬到了北京，又跟清华大学音乐室室主任的夫人李雅妹继续学钢琴，我每周去她家一次，她每次要为我辅导40分钟左右，学费是多少我已经忘了，但是在当时是属于比较奢侈的消费。如果从小学开始学的时候算起，前后也学了有五、六年了。 

那时候，我们国家受苏联的影响很大，人们看的国外电影也多数是苏联电影。苏联电影里是很时兴拉手风琴的，所以我一直对手风琴很向往。在中学时代夏令营里的一次拉琴的尝试，曾使我兴奋不已。 1957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进学校就参加了数学系的乐队，当时乐队的指挥是被系里师生称作数学神童的马希文，家里也给我买了一架32贝司的小手风琴。到了58年，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学校里也在大炼钢铁，再加上我在学校里住宿，所以已经没有时间练钢琴了，我就开始改练手风琴。

下图：1961年五一节在颐和园为北大女声小合唱伴奏

后来，北大学生会下属的文工团设立了手风琴队，我就加入了。我觉得那时候学生会能拿出一笔钱来建立校文工团，其中包括管弦乐队、民乐队、钢琴队、手风琴队、地方戏曲队、舞蹈队、话剧队、合唱队等，对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高尚的情操确实是很有好处的。我们手风琴队每周活动一次，排练一些舞曲，周三和周末常常为学校的舞会或者留学生的舞会伴奏。此外，我们还为独唱、合唱伴奏，我就是学校女声小合唱的手风琴伴奏。为了提高自己的手风琴演奏水平，我有时会在星期天从早到晚练上七、八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此外，我们手风琴队里的骨干还常常到解放军歌舞团找手风琴手张自强和王碧云去学习，他们夫妻两人也很热情地教授，分文不取。这样，由于勤奋的练习和以前的钢琴基础，我的手风琴也算练得不错了，在一次全校的独唱独奏比赛中，我的独奏获得了第一名。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我担任了手风琴队的队长。

虽然我的琴已经拉得不错了，但是我觉得在音乐方面我还是缺乏天才。其实，钢琴也好，手风琴也好，它可以是艺术，也可以是技巧。你刻苦练习，可能琴拉得不错，但是你也许还没有领会其艺术内涵呢，这种情形，就象一个孩子能熟练地背诵唐诗但未必理解一样。我在给别人伴奏一首新歌时，只要有乐谱，我可以作到拿起来就拉，左手的和声也配得很合适，几乎不用事先练习，这是技巧熟练的缘故。但是，在拉间奏的时候，乐谱上写什么，我就拉什么，如果乐谱没有写，我也就不知该拉什么了。而我们队里物理系的俞国扬，就有音乐细胞，他在拉过门的时候，随时可以即兴地奏出很多好听的花样来，和他比，我就感到自己确实是没多少音乐细胞的。

下图：1958年我创作的革命歌曲

下图：1959年我创作的手风琴曲

我1963年从北大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之后我就参加了科学院的乐队，周末照样是伴奏舞会。有演出的时候，我照样是小合唱之类的伴奏。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科学院成立了演出小分队（那时候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中有八个跳舞的，一个吹笛子的，一个独唱的，一个说快板的，再加上我是拉手风琴的，一共十二个人，光是我们这几个人，就可以支撑整场节目，而且每天都要演出两场以上。队里这个独唱演员就是我现在的妻子，那时在练节目的时候，练舞蹈的到一边，我常常和负责独唱节目的她到另一边去排练，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

下图：我和夫人的结婚照 

在文革中，解放军总政歌剧团也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现在的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当时就是少数派的，因此他就没有大乐队为他伴奏，正好那时候我和夫人也常和歌剧团的演员一起切磋音乐，就认识了他，还有他们团的男高音张汝正等人，于是我也常常为他们的独唱及小合唱演出作客串的手风琴伴奏。我和杨洪基一样大，记得他和我的生日只差几天。

1969年，我工作所在的心理所，除老弱病残者外，所有人员都到了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去劳动，我也不例外。干校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让我当指挥，要排练交响音乐《沙家浜》，但是没有乐谱。大家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仔细听收音机里的广播，把《沙家浜》的交响乐谱记录下来，就是说，要为单簧管、双簧管、小号等每种乐器写出分谱。这个工作是不太容易的，一方面要尽量记录原谱，另一方面，还要根据我们干校的乐队编制和人数对乐谱做适当的精简，我较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的乐队就是用我这样编写的谱子来排练的。当时在干校扮演指导员郭建光的是科学院自动化所的王安时（他后来也是四通的创始人之一）。以至于后来他介绍我加入四通的时候，他在四通总经理万润南面前并没有说我技术水平怎样，而是说，“他很聪明，可以凭电台里的录音就把《沙家浜》的总谱写出来。”其实，正如我前面说的，我并没有音乐天赋。只是作为手风琴手来说，我对于和弦是很熟悉的，例如大三和弦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小三和弦是什么感觉，属七和弦又是什么感觉，在脑子里已经有了概念。所以，我并不是真的能同时听到每个乐器的声音，而是根据听到的感觉，再按照已知的乐理知识把乐谱还原出来而已，当然，还要在实践中检验这种感觉，反复几次，就比较准了。这就象熟练的印刷工人，看了一种颜色，就能判断出这个颜色里CMYK（青、品红、黄、黑）四种颜色每种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或者说，象一个有经验的厨师，在尝了一道菜的味道之后，就大概知道它里面放了些什么佐料。

进了四通以后，头两年由于忙于开发文字处理机，所以没顾上搞音乐，但是我常常想，用电脑技术处理音乐，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对任何与此有关的消息，我都很注意。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和日本的罗兰（Roland）公司开始在电脑音乐方面进行合作了。其实，四通最早的时候是从罗兰公司进口数字化绘图仪的，两个公司在这方面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础，那个时期我每年至少要到日本去一次，每次几乎都要到罗兰公司去访问。通过对罗兰公司的了解我才知道，其实该公司的看家产品是高档的电脑音乐产品，数字化绘图仪只是它的一个新部门的新产品。于是，我就和罗兰公司的董事长梯先生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并参观了他们生产数码乐器的工厂，梯董事长对我们非常友好，在他工厂里参观的时候，他说，我工厂里的任何地方，你可以任意摄影和录象，这与我在日本参观其它工厂时被禁止照相是很不同的。当我提出要和他们一起合作开发时，他也非常支持，提供了很多技术资料。于是，我们一方面向国内介绍他们公司的电脑声卡，另一方面，与他们开始合作研制数码钢琴，由他们提供芯片和键盘等关键部件，我们制作电源和木制外壳等，然后在北京生产。当时他对我们的限制是，不许我们的产品出口，怕我们过低的价格会造成对他国外已有市场的冲击。我们一共做了十台样琴，将其中一台送往日本罗兰公司总部做了质量检验，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江泽民总书记参观四通公司时，曾经在样琴上演奏过。这种钢琴，由于采用数码技术和带力度的键盘，音质很好，也不用调音，便于携带，键盘是有力度感的，即发出的音量与弹奏的力度大小有关，用力弹的时候音量就大。每台的生产成本不到4000元，我们准备最终的市场零售价定在8000元以下。当时我们自己有一个说法是，每个单位可能只用一台四通打字机，但是，每个单位有很多的职工，可能不止需要一台数码钢琴，好象市场应该比打字机还大。 罗兰公司的电脑音乐产品，的确有很高的水平，他们的董事长，自己就很喜欢搞开发，据说他的公司最早的实验室就在他家的地下室。我和他的一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一家乐器店，可能主要是卖500元一把的吉他，但是，它要在店里挂一把价值一万元的吉他。而顾客呢，虽然买不起，但是心里对那把一万元的吉他非常向往，所以每次到那个乐器店时，都要看看，心里在想，将来有一天我要买下它。而如果这个店由于考虑到顾客买不起，而只放一些便宜的乐器，那样，就不会有什么顾客去了。同样，一家做产品的公司，即使它的产品是普及型的，它也要有一两个高档的新产品样机，以证明它的技术实力和开发后劲，才能吸引人才和在市场上有信誉。

就在和罗兰公司合作开发数码钢琴的时候，四通的高层正在发生权力斗争并引发人事变动，我正在考虑是否要离开四通，就在这个时候，在中文信息处理专家李慧琴的介绍下，我认识了新加坡创新公司的总裁谢广成，早在开发数码钢琴时，我已经注意到创新公司在做声霸卡方面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那时，他们作为新加坡即将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公司，正在为上市做积极准备。谢先生对我说，他们正考虑在中国建立一家公司。而我对电脑音乐的熟悉和在四通的执行副总裁地位，使他对我很感兴趣。我们接触了很多次，在1992年7月4日，我和谢先生在日本离东京不远的品川市的一家酒店里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触，导致我最后下决心离开四通。 我在1992年7月离开四通之后不久，就和当时一起离开四通的原副总张齐春、王玉海一起成立了新四通公司，我当董事长兼总经理。在这之后不久，新四通就和新加坡创新公司以及大恒公司一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多媒体电脑公司——北京创通多媒体电脑有限公司，创新占70%，新四通占20%，大恒占10%，注册资金200万美元，我出任总经理。

还在公司的筹备阶段，我就和谢先生商定好，新公司的项目之一是要生产数码钢琴，为此，我从四通带出了开发数码钢琴的原班人马。此外，我担心在新公司再做和四通同样的产品会遭到四通的起诉，于是，又暗中以北京的一家无线电厂的名义把四通的数码钢琴的技术买了出来。这样，我就准备在新公司进行数码钢琴的继续开发和生产。但是，一件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原因是我在和创新公司从接触到合作的一系列过程中，我并没有与日本罗兰公司联系并通报我的动向。罗兰公司在得知我和创新合作之后，梯董事长说，他们不愿意向我们继续提供数码钢琴用的芯片，理由是，罗兰公司和创新公司在国际多媒体市场上是竞争对手，而罗兰自认为他们的数码钢琴技术远领先于创新公司，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获得罗兰的技术支持，该技术就可能流失到新加坡人的手里。当然，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四通仍然是罗兰的绘图仪的大买主，罗兰不想和我走得太近而得罪四通。我为了挽回局面，亲自到日本罗兰公司的总部去了一趟，和梯董事长再次磋商，但是局面已经无法改变。梯先生说，你和创新已经结婚，和我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就这样，原来计划的数码钢琴项目就夭折了。将近十年过去了，我们当时研制的几台数码钢琴早就卖掉了，只剩了一台现在放在我家里，我夫人所在的业余合唱团出去演出而又没有钢琴的时候，就会把这台琴借出去用一下。每逢看到它，不免有些感慨，没能把这个已经开发完的产品推向市场仍然是我心中的遗憾。

其实，还在四通的时候，我们还开发了电脑音乐喷泉、电脑音乐卡拉OK系统等产品，比同类产品早了很多。但是由于我的离开，这些与音乐有关的产品后来都没有人做下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不离开公司，当时的四通在新产品开发的体制上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了。这里讲的数码钢琴的开发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主要问题是，由于公司股权不清晰，没有游戏规则，在董事会这个层面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所以做决策很困难。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只为打字机一项团结奋斗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大家同床异梦，公司已经变成一些更分散的利益小团体。我作为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虽然表面上看有支配开发的权利，但是公司的其他各利益团体不关心你是否开发成功，也不会帮你去开拓市场。而开发部门自己又没有开拓市场的功底。所以，产品开发完了会怎样还很难说。 不过令我感到有点欣慰的是，当时我写了一些普及电脑音乐知识的文章，也在我们组织的一些活动中有机会结识象王立平、谷建芬等音乐家，并向他们介绍了电脑音乐，也算是对中国的电脑音乐事业做了一些有用的事情吧。 音乐数字化，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做得好的话，也能成就一个大事业，只可惜我后来没有机会再去做这件事。

不过，任何时候，我都不言失败，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办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喜欢的人，演奏自己喜欢的曲子，圆自己喜欢的梦。

四年前，我刚拿到了以前单位分给我的房子的产权证，既然房子属于自己了，就重新装修了一下，接着买了新的家具，一切都焕然一新，心情非常好。遗憾的是电视机还是15年前刚有纯平彩电的时候，在北京燕莎商场花12000元买的的日本原装进口的松下29寸，尽管还很好用，但还是想趁刚装修完的机会买一台新的，于是我到商场去转悠，计划是34寸的，牌子没有想好。

说来也巧，当时商场里面放着一台厦华3281型高清晰度彩电，屏幕上正在播放99年国庆阅兵的片子，画面的清晰度非常高，是我从未见过的，立刻把我吸引住了，站在商场里面欣赏了半天。与这个效果相比，周围其它电视机就都被比下去了，我心动了。和售货员一聊，知道当时厦华的高清电视机有两款，32寸的和36寸的。他说，就效果而言，32寸是最好的，从尺寸上说，36寸屏幕大当然看起来更舒服了。

我没有立刻做决定，说实在的，我过去对厦华这个牌子知之甚少，在我印象里面最好的牌子是索尼。因此回家之后先上网，到厦华的网站上查看了这两款电视机的性能数据。当时，媒体上在宣传数字电视即将取代模拟电视，我觉得，既然买新电视机，就不要再选很快会过时的东西。我量了一下，我客厅的视听组合柜放电视机的那个位置的宽度是1米，而从网站上查到，3681这个型号的宽度正好也是1米，于是我就决定买它了。当然，促使我下决心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尽管数字电视的国家标准还没有公布，但是厦华公司宣布该机器保修5年，就是为了让顾客相信它，保证不会因为日后的标准问题而影响使用。

就这样，我花了1万7千多，买下了厦华的3681 HDTV电视机。机器送到家的时候，包装箱很大，进不了家门，只能在家门口外就拆箱，一个人搬不动，两个人抬都费劲，我新买的视听柜中间部分的台面，尺寸正好够放它，如果再宽1公分就放不下了，仿佛就是为它而准备的。

下图：36英寸厦华彩电

电视机是买回来了，其实关于高清电视的制式，我还不是十分清楚，于是立刻上网补习有关知识，什么720p，1080i，都研究了一下，好在我在1973年的时候，自己设计并装过一台电视机，对电视的原理还是不陌生的。查了资料，明白了我买的这个电视机，称为“HDTV-ready”，就是说，要看数字电视节目，还要加一个机顶盒。还了解到所谓720p，就是逐行扫描720线，1080i就是隔行扫描达到垂直方向有1080线。再查一下，发现就我所买的电视机而言，即使看的信号源达到1080i，也不可能真有那个清晰度，因为按我的显象管的象素大小，用我屏幕的高度去除一下，发现即使点挨着点垂直排列起来，也只够放下700条线左右，说明我的电视机虽然支持1080i，并不可能真有1080线。说明书说的“支持”，是说它收1080i的节目没问题，没说真的就是1080线了，这就好比黑白电视机能收看彩色节目，不过看到的只是黑白画面而已。我再计算了一下，发现要想达到真正的1080线，在我这个尺寸的屏幕下，象素的直径必须小于0.37mm才行，而达到这样水平的电视显像管，价格非常贵，普通人恐怕买不起。

由于常上网查询关于高清电视的知识，发现了一个网上的“家电论坛”，上面很热闹，也有很多对厦华电视机的评论，于是我有问题也在那里提出，还有很多热心的网友一起讨论。不久，我发现了其中一个网名叫“哲理”的网友原来就是厦华公司的老总郭则理，这使我很惊讶，一个大企业的老总，能在网上倾听消费者对自己产品的意见和建议，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使我对厦华更有了一分好感。不过，我站在郭总的角度设身处地想想，觉得如果让网民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在网上会很难做人的。到了后来，果然不见了他的身影。不过我猜想，他很可能在“潜水”吧，大家的各种评论他还是会知道的。互联网的好处是，让信息快速沟通，如果企业的决策人物能在网上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意见，对企业肯定有很大好处的。

不管怎样，买了一个很先进的电视机，当然很开心了。而且我发现，大屏幕的显像管电视机还是比背投电视清楚多了。不过，用它看普通的电视节目，清晰度甚至比我的旧电视机略差。因为我是搞电脑的，我知道，接收了普通的模拟电视节目再进行数字化处理，必然会带来一些清晰度上的损失，尽管会有其它的好处。我明白只有当节目源是数字信号时，这台电视机的优点才能充分展现。不管怎样，当初在商场看到的阅兵式的清晰画面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给我以信心。因此，我只企盼着电视台早日能播数字节目。

不过，即使没有高清电视节目，至少还可以看DVD片子啊。等到我想起要升级更换我家的碟机时，我才意识到，还没有能播放高清节目的碟机呢！我在商店看到的阅兵式其实不是碟机播放的，而是用的电脑，我买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这一细节，等我醒悟过来的时候电视机已经买回来了。看了说明书，知道这台电视机有色差输入，可以接逐行扫描的碟机，这也还是该电视机的一大优点啊。我家的碟机还是很久以前买的新科的，没有逐行的功能。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我选中了一台先锋牌的碟机，带逐行输出，而且看来在网上大家对它的评价颇高。谁知道买回来接上电视机一试，同步有问题，不知道问题是出在碟机方面还是电视机方面，总之是不能协调工作。我打先锋的售后服务电话，她说业务很忙，要过十天之后才能来帮我检查，我打厦华的售后电话，接电话的小伙子很有意思，他说，现在你还买日货啊？碟机的水平我们中国比日本还先进呢！我说那你给我推荐一台吧，他推荐了万利达的N996型。对于他说的日本技术比中国落后的观点，我也不敢苟同，不过他的建议倒是值得考虑，因为万利达和厦华两厂家都同在厦门，彼此沟通的机会比较多，厦华电视机接万利达碟机，应该会配合比较好。至于先锋那边，万一十天之后发现不合适，再去商场退货也许会有麻烦，所以我立刻退了先锋，买了万利达。事实证明，用万利达来配的确还不错。N996的芯片是进口的，普通操作菜单是中文的，但是再进一步的菜单全是英文的，可见本地化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不过，总的来说，我对这台碟机的性能还算满意，用它看一些大片，清晰度和效果都不错。随后，我上网把新科的旧碟机低价卖掉了。

不知不觉，过去了两年，北京还是没有播送数字节目的迹象，偶尔传出一些消息，也都是媒体的炒作而已，真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后来，听说有些小区在做试点，还给居民提供机顶盒试用。我的一个朋友就交了600元押金得到了一个机顶盒。于是我就到他家去看看这个机顶盒啥样，看看我是否也可以买到。不看不知道，看了很失望。因为，首先，他的机顶盒很简易，输出只有模拟的AV信号，显然，这样的机顶盒是给普通电视机用的，即使给我用这样的机顶盒，也发挥不了我那台3681数字电视的优势啊，再试用了一下，遥控器的操作很繁琐，像使用网络浏览器那样，左一个菜单右一个菜单的，很不方便。后来，我忽然意识到，想指望自己能得到有色差输出的机顶盒（或者更新潮一些，有HDMI输出的），恐怕还要等很多年。因为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机顶盒的厂家，面向广大的普通电视用户，你怎么可能把开发和销售重点放在极少数的高端用户那里呢？

这时候，又冒出来高清碟机的概念，我在逛电器商场的时候，看到了HDV高清碟机，1980元，还送200部片子。我算了一下，如果一部片子按3元计算，200部也值600元呢！我的电视机都买了两年了，还没有看到真正高清的节目，真是没有回报的投资啊，何不买台高清碟机，好歹也能发挥一下电视机的性能啊。于是一横心，就把这台碟机搬回了家。用它看随机赠送的《迁徙的鸟》高清格式的记录片，效果很好，真正心满意足地感受了一下高清晰度，并且感叹这部片子拍摄的水平真高超啊。不过，除了这一部片子以外，其它所有赠送的片子，都不是高清晰度的，很多片子都是我早就有的，如《魂断蓝桥》等。我再试用了两天，发现它的操作不太方便，例如，当你按了快进键之后，如果立刻按播放键，它会提示说你按错了，必须先按停止键，才能再按播放键继续，类似这种不人性化的设计有不少。说实在的，这种细节上的疏忽，使我对该企业的开发经验产生了怀疑。打个比喻，我们在等候上电梯的时候，如果按了上行的按钮，电梯到了我们这层停了下来，上行按钮灯也灭了，门也开了，进去之后电梯突然向下行驶，你就敢肯定这部电梯的设计师是一位初学者，原因很简单，专业的电梯是不会设计成这样的。按这样的思路，我断定这机器将会有很多问题，于是我把机器退了，随后我还给这个厂家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除了指出他们的缺点外，还把我根据国外资料整理出来的一份“可用性设计原则”发了过去，希望对他们有所启发。要知道，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里，你如果租辆汽车去远郊游玩，谁也不会在拿到车的时候去仔细阅读该车的200页的使用说明书。别人借给你一部手机，你拿起来就打电话发短信，也没功夫去看说明书。因此设计产品，要尽量适合人的心理特性和习惯，可用性设计原则已经成为目前开发产品的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并已经有了相应的国际标准。

在这之后，接着出现了EVD、HVD、HDV标准之争。我作为局外人，很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好像各厂家为了各自的利益，总搞不到一起。最后，EVD被信息产业部定为推荐标准。即使如此，还是有人批评EVD技术并不先进，说应该采用H.264标准，随后搞EVD的人又宣布和意大利法国合作要基于H.264开发新一代的EVD。这倒把我弄糊涂了，一是因为H.264在2001年底就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推出了，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采用它呢？那你的第二代和第一代岂不是不能兼容了吗？二是原来他们强调采用EVD是因为自己有自主知识产权，给人的感觉是对发展民族工业有利，现在又要和国外合作，那岂不还是靠洋人？不管怎样，这样的春秋战国状态，让我们消费者真的无所适从。而且搞了半天这些还都是所谓红光DVD，而国外的蓝光DVD好像又要出来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再更新我的碟机，于是电视机的高清性能还是没有发挥的机会。

但是，从买这台电视机的时候算起，已经快四年了。当初买这台电视机的钱，现在用来买今年7月初在青岛国际消费电子展评比中获得第一名的厦华37寸的LC-37T25型液晶电视机都有富余了。我原来那台电视如果还在商场卖的话，估计连7000元都不到，从1万7降到7千，贬值的这1万元等于仅仅买了一个“高清概念”而已。不知道在这几年期间这种类型的电视机总共销售了多少台，我想，这些人包括我在内，其实是用自己的钱支持了国产的电视机制造业，发烧友其实也是国产电器的忠实支持者啊。

我的大电视放在客厅里，过去的那台日本电视机则放在卧室里。电视频道越来越多，有些台旧的电视机收不到，我夫人对此常抱怨。最近市场上又刮起平板电视的降价风，于是我决定再买一台平板电视机放在卧室里面看。在网上的家电论坛里，大家都说液晶是未来的方向，出于对厦华的信任，我还是打算买厦华的液晶电视，在逛商场的时候，发现夏新推出了“惊现”第七代液晶屏的电视机，从宣传的技术指标上看，的确很不错，价格也很有竞争力，这使我在它和厦华之间摇摆不定。不过从制造电视机的经验来考虑，包括考虑到厦华的出口量第一等因素，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厦华，挑了32U25这款，在我夫人生日前夕把它搬回了家。

当时也有两款可以挑选，我选的这款比另一款34B16多了一个HDMI接口，还有微晶神画功能。由于这两个特性，贵了1300元。这又是买了一个新概念，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谁叫我又发烧了呢！产品没有尽善尽美的，这台新电视机买回来之后，还是发现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对比度不如显像管的电视机等等，我夫人说，你啊，总是喜欢新玩意儿，要知道新东西总是不成熟的，我说，厦华出的产品已经代表了国内的先进水平了，知足吧。当然，由于是液晶的，画面的线性非常好，也不闪烁。不像我原来的那台，线性总不很理想，据说这是大尺寸显像管电视机的通病。

现在，这台新电视机已经用了快半个月了，也许是对图像的调节有了些经验，也许是习惯了液晶的色彩，感觉比刚买来的时候好了不少，而且也逐渐发现，和过去的那台相比，在人机互动的操作方面有不少改进的地方。

下图：05年9月买的厦华32英寸液晶电视机 

又有消息说，北京今年年底要开播数字电视节目了，还说每户都要赠送一台机顶盒。我希望这次的消息是真的，说实在的，我已经等了四年。希望再不要让我失望了。不过，我又该开始打听是否能买到带色差输出或者HDMI输出的机顶盒了，这种机顶盒是否会有都是一个疑问，更甭说赠送了。

不过我坚信，当数字电视开播之后，迟早我会获得厦华电视机带给我的高清享受，圆我一个高清梦。(05年9月5日)

（写于04年初）

母亲已经离开我快半年了，但是我还经常能回忆起她临终前的那些日子。人总是要死的，她90岁，也是属于寿终正寝了。临终的时候，她在病房里面大唱基督教的歌曲，我因为不信教，所以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歌，只感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心中很平静。 三十年代初她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子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从那时她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起直到去世，基督教的信仰始终陪伴着她。基督教要求它的信徒要有爱心，要讲求奉献精神，我母亲的一生也的确做到了这些。

下图：我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就说最近的例子吧，因为她人老体弱，我们怕她晚上出意外，所以要求保姆小王睡在她的房间里，以便可以随时照顾她。半年多前的一天夜里3点多钟，她起来上厕所，因为腿脚不便，应该叫醒小王帮她，但是她看见小王睡得正香，不忍心把她叫醒，于是就自己去厕所，但是也许是白天累了，不知道怎样脚下一软，就摔了一交。就这样把股骨摔断了，老人就是怕摔交，她从此走上了不归路。自己这样老了，还是不忍心麻烦别人，这就是她一贯的作风——先人后己。

她出身于平民家庭，从小生活比较清贫，所以一贯非常讲求节俭。过去，我父亲是一级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工资加稿费的收入在当时就是属于高薪阶层了，完全有条件过很好的生活，但是我们家一直很俭朴。即使到了最近几年，大家生活条件更好了，她也没有改变节俭的习惯。别人送来的食品，她总是舍不得吃，直到过期了或者长虫子了，才拿出来吃。她家的冰箱，为了省电，温度开关总是放在最高档，起不了多大的冷冻作用，冰箱里面也许还能看到十天前不知道谁喝剩下了她舍不得倒掉的半瓶啤酒。我自己家装修房子，安装了新热水器，我把旧的热水器（并没有坏只是容积小点）给我妈妈拿去，她都不肯用，说“我活了80多年没有热水器也过来了，不用！”，同样的，母亲家也没有洗衣机，我们弟兄几个都说要买洗衣机给她，都被她拒绝了。

1963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拿着印有本单位名称的信封信纸写自己的私人信件，就被她批评说我占公家便宜。我父亲收到的来信很多，她就把来信的信封小心地拆开，然后翻过来再用，因此，在我父亲的写字台抽屉里面，总是放着很多她自制的信封。当然，她的很多做法和观念在现代社会看来也许过时了，但是她的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 在她的教育下，我从小就注意不要占公家的便宜，公私分明。记得有一次，我征得领导批准，用单位的小汽车带我父亲去香山植物园玩，回来之后我就找领导要求付车钱，领导笑了笑说不收，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当时我看到一些党员反而假公济私，非常不理解，我觉得他们还比不上一个基督教徒呢。现在回忆起来，可能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年来我已经大大不如以前注意这个问题了。为私事打电话时，尽量用公家电话而不用自己的手机……，这样的做法似乎人人都是如此，大家都见怪不怪不以为然了。 对工作极端负责，也是她的美德。她退休前是北大数学系的图书馆管理员。我也曾经是这个系的学生，我的同学都称赞她的工作，她业务非常熟悉，又待人非常热情，还能叫得出很多同学的名字。她还非常关心公益活动，和邻居们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我弟弟常说，如果退休后不是因为她的耳朵全聋，她非常适合做居委会的工作。

她8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在我家住了些天。一天，我家厕所的水管坏了，我叫房管的工人来修，工人走后我发现放在洗脸池边上的电动剃须刀不见了，很明显被修水管的工人顺走了。我想，这下是要不回来的了，你再找他，他不承认，你能有什么办法呢？自认倒霉吧。我母亲说，不要着急，我祈祷耶稣基督，让这位工人还给你。我听了只当是笑话。我母亲祈祷之后，她就找修水管的工人去了。不一会，她回来了，手里拿着我的剃须刀。我很惊讶，问她是怎样要回来的。她说，她先问他们看见剃须刀没有，他们说没有，然后她就说，你们也许在收拾工具的时候不小心拿错了，你们还是再仔细找找吧，接着她又给他们讲了一些道理，以及分析了如果不还会带来什么不良的后果等等。没想到经过她做工作，那位工人居然就还给她了。她说，这就是我祈祷的结果，我也不得不佩服她。

她因为耳朵全聋了，所以她通常不去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但是常和信教的朋友通信交流。每天她都要阅读圣经语录的小册子，不时在挂历上面写一些心得。2000年初，我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开会，抽空到耶稣遇难地耶路撒冷和诞生地伯利恒游览，在伯利恒耶稣诞生的地方，我用纸巾蘸了灯油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带回来送给她留作纪念，还买了一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塑像给她。 贤妻良母，是中国人对女性优良品德的概括描述，而我母亲正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她去世前不久告诉我说，我父亲在和她结婚前欠了别人很多债，她是婚后才知道的，于是她就接管了家里的财务权，勤俭持家，节约开支，一点一点地还债，直到快解放的时候才陆续把欠债全部还清了。

我父亲在四十年代是吸烟的，她对我父亲说，“你每吸一包烟，我就把相同数值的烟钱存起来。”这样，最后她存的钱居然够买一枚戒指了，这样，在事实面前和她的苦心说服之下，我父亲终于戒了烟。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子女没有一个人吸烟。 我父亲能成为著名学者，不知包含了多少她的辛劳和汗水。1980年我父亲给她写了一首七律诗：

 “甜甜苦苦两人尝，四十五年情意长。

 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

 红羊溅汝鲛绡泪，白药医吾铁杖伤。

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岁老鸳鸯。”

诗内提到抗战和文革时期他们互相爱护而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终于迎来美好的晚年生活。在我父亲1986年5月临终前，要求在他俩合葬的墓碑前要刻上这首诗，体现了他俩的深厚爱情。我父亲在他的遗嘱里面，也对我母亲充分肯定，说她“数十年来照顾我的生活无微不至”。

在母亲的教育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算是有出息的。广西电视台拍了一部记录片，专门介绍她和她的子女们，这就是对她作为母亲对子女教育的一种肯定。

 我是老大，坦率地说，我母亲最喜欢我。但是，我和我母亲表面看来不是很亲昵，因为从小我就一直很怕我的母亲，这种感觉一直就维持下来了，她在我心里有着绝对的权威。小时候，我凡是做错什么事情，例如功课做错、说谎、丢失东西、欺负妹妹、不好好练琴等，都要挨她的打骂。在我们家的缝纫机抽屉里面，有一把量布用的竹尺，这就是她用来打我的器具，我小时候，不知道挨过多少顿打。除了打我以外，还有其他治我的手段，例如我3岁左右的时候，她曾经把我关在黑屋子里面，我就在里面一边哭一边大喊：“天要塌下来了！！天要塌下来了！！”以为这样吓她，她就能把我放出去，后来这个事情被她做为笑话经常给别人讲。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由于不好好练习钢琴，也被她罚跪过搓板。还有一次更为可笑，大概是小学四年级吧，我把钢笔插在背带裤的上面，放学回家之后，只剩笔帽还在裤子上面别着，而笔身却不知道掉在哪里了。我妈妈喜欢蘸酱油吃活虾，而我最怕吃海鲜了，但是她居然拿几个活虾过来说，如果你把这几只虾吃下去，我就给你买支新笔，无奈之下，我只好忍着恶心的感受吞下了这几只活虾。挨打最多的是我，越往后出生的，挨打越少，我的小弟弟在54年出生，就基本上没有挨过母亲的打了，毕竟时代不同了，她的教育方法也改了很多。

在她严厉的管教之下，我从小的功课在班上总是排在前面，也非常守纪律，是典型的“五分加绵羊”式的孩子。因此，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在北京市中学数学竞赛中获得了二等奖，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工作之后，也成为技术尖子。但是，也许也是这种教育的结果吧，我从来不会和人打交道，最后变成了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有一次，一个企业家开车带我过一个十字路口要左转弯，左转弯线很多车在排队等候，他却走旁边的直行道，到快到路口的时候，他突然左拐加塞插到左转弯的车队中间，于是省了很多时间。然后他得意洋洋地对我说，这就是窍门。而我呢，开车从来都是很守规矩的，如果旁边谁着急，我就会主动让他。这种性格，也许就是我办企业总是亏本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外，我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都已去世，他们和我是同父异母的，我妈妈这边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大妹因为癌症在91年也去世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都不错，我们之所以有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和我母亲的为人有很大的关系。我母亲比父亲小13岁，他们是在1935年结婚的，那年我母亲22岁。父亲的前一个婚姻是包办婚姻，在和我母亲结婚前已经办了合法的离婚手续。我大哥当时是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对于我父亲反抗封建婚姻的做法也是持支持态度的。后来我大哥二哥大姐对我母亲一直很尊敬，当面管我母亲也叫“母亲”，尽管我母亲比我大哥只大四岁而已。而从我小的时候起，我就看到我母亲对待我的哥哥姐姐也是非常好的。正因为这样，现在我和在广西老家的侄子外甥都保持很密切的来往。

我母亲到8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她照镜子，自言自语说：“我的头发花白了，看来我真的是老了！”我听后很感慨，因为谁都早就认为她已经老了，没想到她还没有觉得自己老。正因为她有这样的心态，她在住院的时候，会和护士交朋友，护士们都很喜欢她，去医院看病的次数多了，会和30多岁的满大夫成为忘年交。她在去世前不久，还在关心国际时事，向我弟弟了解中美外交方面的新动向。有时候，因为她耳朵聋，我们就比较少给她讲解国内外大事，她就会主动问。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积极的生活态度，才使她活到了90岁吧。今年我已经63岁了，但是心态还比较年轻，还对各种新事物很敏感，这也是受了我母亲的影响。

下图：母亲88寿辰我自己的小家和她在一起 

她在最后的日子里说，“我活了90年，前89年都不错，今年活得不愉快，因为小王不但不听我的，还要我听她的！”其实，别看她身体不好，人也老了，耳朵还全聋了，但是大事如关于我父亲著作的出版问题，小事如家里买油买米，她一概都要操心都要管。所谓她要听保姆的，只不过是要她按时吃药，少管家里的事情而已，这本是我们子女授权保姆这样做的，但是她就像所有的老人一样，非常固执，还认为是自己没有权威了。中秋节前不久，她的身体很弱了，大夫要她住院疗养一下增强体质，她住进了北大校医院，可是到了中秋的前夕，她坚持要出院，我们子女当时都没有在她身边，只有保姆小王在，小王无奈，只好按她的要求把她用轮椅推回了家。据大夫后来说，如果不是她坚持要提前出院的话，她也许能多活几年的。

按照她的性格，就是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后来她匆匆离开人世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好在她离去的时候很安详，无憾地升上了天堂。妈妈，你安息吧，愿基督保佑你。阿门！

注：七省奔波——抗战时我父亲从北平经过七个省辗转南下最后到达昆明西南联大 猃狁（xianyun），古代少数民族名称，常侵略华夏民族，这里指日本侵略者。

一灯如豆——我父母当时住在昆明郊区农村，没有电灯，就在小碟子里面放一根灯芯，倒上一点油点亮用来照明

红羊—— 战国时代丙午到丁未年间有21次动乱，因为丁未是羊年，所以称为红羊劫。文革期间1967年也是丁未年，所以这里指文革时代。

鲛绡泪——鲛绡是传说中鲛人织的绡，指薄纱。这里指我母亲伤心落泪浸湿手帕。

铁杖伤——我父亲在文革中挨批斗时，曾被人用钢管打伤，回家后我母亲用白药给他治疗。

（写于01年底）

01年11月5日清晨，邝先生和他太太带着我和我太太，从悉尼市中心的PITT街出发，开始了一次愉快而又难忘的越野旅行。当我坐上他的白色尼桑（NISSAN）四轮驱动汽车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这部汽车刚买了两个星期，买了之后，立刻为这次旅行进行了改装，换了四个比原来更大的车轮，直径是33英寸，另外，又加高了车底的弹簧。因此整个车身升高了6英寸。邝太太说，光是每个车轮就要300元（折合人民币1300元左右）。

早上6点45分，邝先生开车，我们出发了。11月初正是澳洲刚进入夏天的季节，气温在二十七、八度，天空晴朗，是悉尼典型的蓝天白云，因为是去玩，大家都穿得很随便。邝先生穿的是短袖的T恤，一点不象是已经退了休的人。我穿的是长袖T恤，还带了一件夹克衫，邝太太也是穿了T恤，我夫人则穿了红色的衬衫。由于这里太阳的紫外线格外强烈，我们每人都带了墨镜，还准备了帽子。 过了悉尼大桥，向北开了一个多小时，到达了悉尼北边的HORNSBY镇。高速公路旁的一个休息区是我们的集合地点，之所以选择在这里集合，是因为活动的一位参加者是要从墨尔本专程赶来，在这里集合的话，他就不必进入悉尼市区了。当我们的车驶入休息区的时候，邝先生说，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先加点油吧。这个高速公路的休息区很大，有餐厅、商场等。左面是大集装箱车加油的地方，有很多很大很长的卡车正在加油。右边是小车加油的地方，我们的车开进了右边，进去后，才发现这里没有柴油，而邝先生的这部尼桑车是烧柴油的，只能到左面的加油站去。但是，已经没有路可以绕过去了，除非逆行。其实，两个加油点之间只有一个不高的水泥台阶，跨度有七、八米。邝太太提醒她先生说，“你忘了？你开的是四驱车，我们从这个台阶开过去就是了。”于是，我们对着这个台阶，一踩油门，颠簸了几下，就开过去了。还没出发，我就已经体会到了四驱车的厉害了。 这部尼桑车有两个油箱，加满油可以装130升，一升柴油0.89元，所以加满要一百元以上。 8点钟左右，所有的车都到齐了，一共是六辆车，五辆是尼桑，一辆是五十铃。领队的车是一辆绿色尼桑车，他的轮子比我们的车还大两英寸，达到了35英寸。当然，这些车都是经过自己改装的。邝太太对我解释说，轮子在33英寸保险公司还可以当普通小轿车上保险，再大就要加钱了。此外，四轮驱动车的保险还要指定司机的，换了人开，即使出事，保险公司也不负责。邝先生说，这辆绿色的尼桑已经是身经百战，曾经损坏过好几次，所以尽管是只开了一年的新车，但是已经毁得够可以的了。从墨尔本赶来的是一位小伙子，据说是我们这个车队里最年轻的，他的车是辆四轮驱动的小卡车，卡车后面没有斗，是个平板。 我们的车中有两辆车的前玻璃上，用白字写着“www.offroad.com.au”，这次活动就是这个网站的网友组织的。凡参加活动的，都要交一定的会费。每辆车差不多都是两个人，那辆小卡车只有小伙子一人，我们四人是唯一的华人，其余都是澳洲本地人。邝先生在这之前，和他们也没有见过面，所以这次活动其实也可以算是网友的聚会吧。不过，我回来之后试图访问这个网站，却总也打不开它的主页。

 从HORNSBY镇出发向北沿着太平洋高速公路（PACIFIC HIGHWAY）再开了近两个小时，过了NEWCASTLE市不远，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这地方叫尼尔森湾（NELSON BAY），是专供四轮驱动汽车进行旅游活动的一个天然的海边沙滩。入口的地方有牌子写着非四轮驱动车不得入内。邝先生的前玻璃上贴着一年有效的许可证，办这样一个证件，需要事先到政府的有关部门去填表交钱，费用是60元。 到了入口处，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每辆车的主人都在给自己的车轮减压，因为如果轮胎的气压过高，在沙子上开车时与地面的附着力就不够。我们的轮胎压力降到了16。

下图：车队进入沙漠

穿过了一段树林之后不久，我们就到了沙漠地带了。这里面就象电影里的沙漠一样，四周都是黄沙，没有路。邝太太说，每次来的时候，沙丘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凭地形来记路。我们的车里有一个和手机大小形状都差不多的GPS卫星定位系统，所以万一我们迷路的话，也能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 我们六辆车一辆跟着一辆开，中间大概相隔30米左右，领队的绿色尼桑在最前面，我们在最后面。 在路上我和邝先生夫妇聊天时得知，他们两人都专门到驾校学习了在沙漠中开车的技术，没有学过的人来这里开车是很危险的，据说有年轻人因此在这里丧了命。此外我还得知，其实邝先生他们夫妻两人也不是第一次来了，他们不久前买了一辆五十铃的四轮驱动汽车，里面全是现代化的电子仪表，非常舒适，他们两人开着这车独自到这里来，结果在过一个沙山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车头插到了沙子里面出不来，幸好车前面加装了保险护杆，才没有把发动机撞坏。只好打电话给紧急救援的公司，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救援车才来到。救援车用绳子一拉就把车拉出来了，但是收了300元的救援费。邝先生说，那个五十铃虽然设备先进，坐着也舒适，但是其实底盘还是不够高，不合用。于是马上又把它卖了，因此才换了这辆尼桑。

下图：邝先生新买的尼桑车 

不一会，我们的车队就开到沙丘的顶上了，越过沙山顶，看见有更高的沙山在前面。邝先生说，在沙地里开车，不论上山还是下山，只能直上直下，不能斜着走。而且停车休息一定要停在山顶处。我们很多车的车头的保险杠上都安装了几米高的杆子，象是旗杆。原来，当你在加大马力向山顶冲刺的时候，开车的人是看不见山顶后面的，万一在山后面有另一辆车向这边开来，两车就可能相撞。装了这个这个“旗杆”就可以使对面来的车在山顶那边及早发现对方。尤其有的年轻人开摩托车来这里，他们很卤莽，所以要十分谨慎。 在沙漠里面开，一会爬到沙丘顶，一会又冲下去，我们坐车的人的感觉象坐过山车。不过，即使在沙地里行驶，也要系好安全带，因为有时会有很激烈的颠簸甚至翻车。话虽然这样说，但是也许是从小玩沙留下的直觉吧，我总没有危险的感觉，好象在沙子里就是安全的。 我们到了一个很陡的沙坡下面，那个墨尔本来的小伙子想要冲上去，但是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领队的绿色尼桑也试了一下，他最接近坡顶，但是也没有成功，离坡顶还有大约20米。我看不管是谁也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这个坡比较长，要上到坡顶，其实主要靠上坡前的车速带来的惯性，真到上坡的时候，车轮就已经吃不上多少力了，到了最后，只见车轮空转，扬起的沙子就象喷泉一样，但是车子就是不再向上去。不过，如果不开倒车的话，车子也不会退下来。 其实，在纯粹是沙子的地方，也不会有悬崖绝壁，因为只要太陡，沙子就会从旁边流下来，因此据说沙丘最陡的地方也就只有38度。

下图：墨尔本来的小伙子的车

下图：这个坡车是不可能爬上去的

在上山或下山的时候，我们的车距都比较远，因为在沙子里开车，刹车已经不起作用。距离太近的话，一旦有意外情况，你根本无法采取什么措施。 在沙丘之间的沙谷地带，看起来很平坦，其实这个地方很难开，因为这里的沙子很软。所谓软，就是说都是浮沙，是风从沙丘顶吹下来的。因此车子在这里行驶时车辙很深，稍不留心，车子就陷在沙中开不动了 ，这时你越加大油门，车子陷得越深。这时只能停下车来，用铲子把车轮周围的沙子都铲掉，然后再发动汽车试试，实在自己不行，就要请别的车来拖。在车子被救出去之后，他们还要下车再用铲子把刚才车轮刨出的沙坑填平，以防止别的车再陷进去，这是社会公德。 在沙丘的顶部，沙子就很硬。所以汽车尽量在沙丘顶上开，如果要下坡了，就冲下去，靠惯性冲上另一个沙丘顶，由于前面有绿色的尼桑车带路，所以多数情况下我们没什么问题。

下图：车队在沙丘顶部休息

为了方便车与车之间的通信，每个车都有一个步话机，一人说话大家都能听见。我们这个车在车队是压尾的。如果我们的车在视线之外了，过一会领队就会通过步话机问我们有没有问题，然后邝先生就拿起话筒说：“I am following. Thank you.（我跟着呢，谢谢。）”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山顶，大家停下车来休息。那个墨尔本来的小伙子比较淘气，他跑到旁边的沙丘那里，一会开车上到顶，一会滑下去，我们其余的人就下了车在聊天。过了大概十多分钟，我听见车里的步话机有人在喊什么，我太太说，大家都在车外面呢，谁在喊呢？原来，是那个小伙子出事了，叫人去救他。于是我们车队里的另一辆车就开出去找他去了。我们还在原地继续聊天，谁知道过一会，那个去救他的车在步话机里喊：“你们全体都过来！带上全部救援的工具立刻过来！”我们这边不知是谁回答他说：“大家都去了，如果一起出事，那还有谁能救我们呀？”话虽这样说，我们剩下的四辆车都立刻向出事地点出发了。 到了那里，我们发现原来那个小伙子的车下到了一个比较深的山谷里，然后在回上来的时候到仅靠自己的力量上不来了，因此停在了半山腰，离山顶还有几十米。前面去营救他的车，因为拖他的缆绳不够长，所以没办法。于是我们每个车都把自己的缆绳拿出来首尾相接，连成了一条很长的绳子，在绳子相接的地方，又用毛巾被或者衣服包起来，防止万一拖车的时候接头断开弹到空中鞭打着人。当绳子都接好之后，前面的车开始拖，我们都躲在其它的车子后面看，如果万一绳子断了，我们可以立刻蹲下。但是，那个前面拖的车开了半天只是轮子空转，不向前走，拖不动。 邝太太一边看，一边对我说，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的各种情况今天你都看见了，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呀。正说着，只见前面营救的拖车换成了绿色的尼桑，邝先生解释说，这辆尼桑和别的车不一样，它还多了一个功能，就是它装有车轮锁定器，在必要的时候，它可以让某个车轮单独停止转动，这可以使它的拖力增大。“那我们的车可以这样吗？”我太太问。邝太太说，可以呀，但是加装这个锁定器还要加几千块钱。 那个绿色尼桑确实是比较厉害，他一拉，果然拉动了。只是他前面不到10米的地方就是上坡，所以拉不了多远，拖车就要退回来，把两个车之间的缆绳减掉一根，再继续拉。这样反复几次，终于把那个小伙子的平板车拉了上来。

下图：在救助平板车

把那个车救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折返。当我们从这个山顶向下快到山脚的时候，忽然我们的车身向左侧翻转，邝先生立刻把车停住。原来，我们右侧下面的沙丘高，左侧下面低，因此车身就歪了，车身向左倾斜大概有45度，我坐都坐不住，我是坐在后座的右面的，我猜想，如果我这时打开右面车门下车的话，车就可能会翻了。这时，邝先生想让车子后退，但是车轮打滑，不但不退，反而倾斜得更厉害。邝先生说，这回也别嘲笑别人了，我们也出事了。他用步话机向领队报告情况，请示应该如何处理，领队叫我们原地不动，他来救我们。很快，绿色尼桑车就来到我们的前面，用缆绳绑住了我们的车，领队过来向邝先生面授机宜，告诉邝先生在被拖的时候要向右打方向盘，等等，这样经他一拉，我们就离开了困境。看来，这个领队很有经验。 我们被救出来之后，我们后面还有两辆车在山顶没下来呢，邝先生又向他们介绍了自己出事的原因，提醒他们下山时要注意。

下图：我夫人后背上停满苍蝇

在大家都下来之后，领队就带我们去到海边，海边有很多海鸥，还有一艘多年前搁浅的轮船的残核，可能是当年迷路漂泊到这里来的，船体早已锈蚀得不成样子了。 沿着海边行驶，我们还看见一些简易房屋，这是一些几年前来这里定居的人，他们住在沙地里，房顶安装了电视天线和太阳能热水器，还有车库等。据说，现在已经不允许后来者再搬过来，但是，以前已经居住的，政府也不赶他们走，所以这也成为这里的一道风景。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有一群日本游客在这里，他们是坐旅行社的汽车来的，这种旅行社的车，大概能坐10个人，也是前后轮都是驱动轮。

下图：搁浅的船

下图：沙漠里面的居民

过了这段沙滩，我们到一个比较清净的海边停下来休息，吃自带的午饭。其实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我太太和邝太太在沙滩上捡贝壳，我脱了鞋卷起裤腿到海水里泡了一会，虽然阳光很强烈，但是海水还是很冷的，不过泡一会之后就不觉得冷了。 这时候，那些年轻人拿出冲浪的木版，手握缆绳，让那辆绿色尼桑在海边拖着玩冲浪游戏，海水不时打在车身上，邝先生说，这车虽然只用了一年，但是这样被海水冲刷，寿命肯定受影响。 也有人拿出风筝来放，澳洲的风筝和中国风筝不一样，是用两根线操纵的，所以在空中可以飞来飞去，有点象操纵模型飞机。 看来他们的玩兴正浓，但是我这次来澳洲事先没有带泳衣，所以光在海边呆着看他们玩也没意思，邝先生建议我们去另一个地方玩。他和领队打了个招呼，我们就提前离开了。在离开的路上，我们看见路边有已经锈蚀的翻倒的汽车尸体，也有纪念遇难者的十字架，这些，无非是向旅游者显示这里的惊险刺激程度，更加吸引人们来探险罢了。

下图：我夫人和邝太太在捡贝壳

出了这个地区，顺着公路向北走不远，邝先生向右一拐，进了一条土路，这个地方叫Tomaree国家公园，说是公园，其实是一片森林，车越往里面开，路越窄，到了后来，路的宽度只够一辆车的宽度，而且还不是直路，开车的人必须有比较高的技术，因为路两边都是树，稍不留神，就可能撞到树上。两边的树木很高，抬头看不见天。不时前面会有树枝伸出来挡着，树枝从车身两旁划过去，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我对邝先生说，你的新车都要划坏了呀，邝太太说，可不是吗！要想到这些地方来，就不能考虑这么多了，所以我们只买了这种价格的车，没买更高级的…… 走到前面，发现有条岔路，这时邝先生用手按了一下GPS，上面显示“turn left（向左转）”于是我们就走左边的路了，后来我才知道，你可以事先在地图上设计好自己的目标和路线，并把其数据输入到GPS里面，这样，你就可以在它的指导之下旅行而不至于迷路。此外，它也可以用来记录已经走过的路线，所以任何地方只要走过一次，第二次可以完全按以前的路线重复。这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数据拷贝到另一个人的GPS里，另一个人即使从来没有来过，也可以照着这个路线走，而不会迷路。 车开了一段，突然发现前面路上有一棵伐倒的树，挡在路的左边，路的右前方不远处是另一棵倒在地上的树，于是我和邝先生下车察看，邝先生用手掂量了一下，看来靠我们的力气是不可能把树搬开了。不过，还好，两棵树之间的距离似乎刚够我们汽车的宽度，于是我在前面指挥，邝先生小心驾驶，终于开了过去。由于我下车走了一段，我才发现，这里的地面也都是沙子而不是泥土。

开了不到一小时，车子出了森林，就到了大海边，这里是一个岩石的海滩，浪花打在岩石上，溅起一个个浪花，真美呀！周围一个人都没有，让人感受到完全的大自然气息。从海边看我们刚才穿过的森林，发现这些树木很奇怪，它们的树干都干枯了，呈现枯灰色，但是树顶那一点点却是绿色的，所以你在森林里面的时候，好象是在干枯的木材中穿越，其实从远处看才发现它们都还活着，可见生命是很顽强的。但是，如果一旦气候干燥，再加上雷击或者人为因素，这样的森林也很容易着火。所以，澳洲每年都会发生森林大火，据说，2/3的大火是由于有人放火而引起的。 我们在海边又吃了一点点心，喝了一点咖啡，按澳洲的习惯，这算是afternoon tea（下午茶）吧。虽然周围没有一个人，但是我们还是准备了一个塑料袋作为垃圾袋，把我们的空罐头，纸巾等废弃物装走。

下图：喝下午茶 

回去的路上，走到有两棵倒树的地方，可能是邝先生大意了，一不小心，我们的车被卡在了两棵树中间，正好右前轮顶着一棵树，左后轮顶着另一棵树，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我们只好下车，拿铁锹产沙子，搬树，折腾了好一会，才算开了过去。 从森林公园出来，天色已近黄昏，如果再赶回悉尼，还要开3个小时的汽车，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所以就决定在当地找家旅馆住下。所以，我们在一个叫Karuah的城镇的海边住下了。晚上，邝先生把他的GPS系统里的数据存到了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里了。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旅馆之前，邝先生洗了一下车，我发现他的车身上已经有不少划痕了，只是由于他的车是白色的，所以不很明显。我们又驱车继续向北走，到FOFSTER市去看望我的一位老朋友，等回到悉尼，已经是晚上9点了。邝先生看了一下里程计，来回一共行驶了700公里，我们回来的时候到原先那个加油站对面的加油站又加了一次油，发现这次旅行将近用了100升油。最后临告别的时候，他约我过几天到悉尼西边的蓝山（Blue mountain）再去做一次这样的旅行，同去的还是这些网友，只是这次车下面的不是沙漠，而是山石了。（完）

下图：汽车旅馆

    （写于2000年4月）

    今年是父亲诞生的10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14年了，他住院病危时我们兄弟姐妹几人轮流在他身边看护，在他去世前几天，他神志有些不清，也没有气力说话，但他已经意识到他的生命到了尽头，不时叹气，我猜想他是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世的，因为还有计划中的书没有写完，还希望要多写些文章……。医生告诉我们，他已没有治愈的希望，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了思想准备，因此得知他心脏停止跳动时，我们虽然十分悲痛，但也不感到意外。他去世时恰好是我值班，看到他是在安详的表情下走完了他奋斗的也是无悔的一生。

     我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很少生病。这次生病时是在1986年3月底，这时他已经有86岁了，当时我不巧没在国内，那时我在四通公司主持开发四通文字处理机，正带领一支开发队伍在日本横滨做产品开发的最后调试。在开发工作进行到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时候，我接到四通总裁万润南的电话，告诉我父亲生病住院，我听了之后开始没有在意，他又加了一句话：你父亲的病很重，就是说，可能等不到你回国了……。这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有点不敢相信，因为我离开北京还不到一个月，那时他还好好的呀！万总对我说，如果需要，你可以中断手中的工作，立刻回国见你父亲最后一面。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在日本的签证期限是一个月，这次是四通第一次开发自己品牌的产品，这时已经接近结束，如果我回国，就意味着这次开发要中止，公司的产品的推出必然要拖延一段时间，甚至将失去商业机会；如果我不回国，万一父亲去世了，我将失去和他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也不能在他病重的时候在他身边尽一个孝子的心意。万总看出我的矛盾心情，没有立刻要我表态。放下电话之后，日本ALPS公司的领导也说，如果王先生要回国的话，我们可以立刻安排。我随即向北京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询问父亲的病情，这才知道，当他生病时，起先是发烧，大家都以为是感冒，谁知住进医院之后才发现情况严重，是白血病，而且病情很快恶化。我想，我是否回北京，可以征求母亲的意见，她的意见将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她要我回去，我必须立刻动身。可是母亲说，"我知道你在日本的工作很重要，如果那里的工作离不开你，你就不必回来了，北京有你的弟弟和妹妹在。

      "以工作为重，是我父亲和母亲的一贯作风，我父亲和母亲不会轻易以身体不适而请假，一般小病都会坚持上班，而我还在中学上学的时候，不管是肚子痛还是有其它不舒服的症状，我母亲都是要求尽量要坚持去上学。以我父母亲一向教导我们的做人原则，留在日本继续做开发，是很自然的选择。于是，我决定留下。 在日本的开发工作顺利完成了，我在4月中旬回到北京，立刻就到北京友谊医院去看望住院的父亲，这时他神志还清醒，但已经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了。我向他汇报了我在日本的工作，告诉他开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在出国前，曾经给他讲解过文字处理机的工作原理，当时他始终不太理解，我本来想搬一台电脑到父亲家里给他做模拟演示，但一来那时开发工作太忙，二来想到反正很快就会有产品出来，等产品问世后再给他讲岂不更好吗，因此就没再给他做进一步的讲解。谁知到产品真的开发完成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没能让自己的父亲用上自己设计的文字处理机，是我终生的遗憾。后来，四通文字处理机累计销售了20余万台，成为四通的拳头产品，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是后话。

        子承父业，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很多人问我，你怎么没有选择你父亲的专业呢？我从小喜欢数学、物理等，而父亲是搞文的。他曾对我说过，他也喜欢数学，但是他年轻的时候由于个人财力的原因，只能选择文科，要不然，他也会选择理科。所以他并没有要求我继承他的专业，倒是支持我学理工科。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在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得二等奖，因此1957年我考大学时想选择数学专业。当时计算机业正在兴起，那年大学刚开始设置计算机专业，他劝我报计算机专业。他说，计算机是一门新兴的行业，必然会有比较大的发展，你应该选择它。但是父亲的建议没有起作用。当时整个学术界有一种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以至于影响到了我们中学毕业生。我们同学都反对我报考计算机专业，他们说，计算机技术里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还是学传统的数学有出息。我在这样的氛围里，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还是报考并就读了北京大学数学专业。 我1963年大学毕业，经过多年的各种变迁，最后在1973年开始搞计算机，一直到现在。我所做出的任何成绩都与计算机有关。可以说，计算机现在成了我的主业。回想起来，父亲是很有远见的，实践证明了他的建议是正确的。我们大学同班同学中，有一半的人后来都改搞了计算机。

      我父亲平时总是很忙，从我们小时候起就一直是这样，很少有空管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我们的家庭教育主要来自母亲。我小时候不听话，常挨母亲打，父亲反对母亲打我们，父亲常对她说，"你是学幼儿教育的，应该懂得不应打骂孩子。"他自己也很少打我，但有一次，我不记得是什么事惹怒了父亲，被他痛打了一顿。那两天母亲正好去开妇女代表大会不在家，等母亲回来时，发现桌上放着鸡毛掸子，他问我父亲怎么回事，我父亲说实在忍不住了……。

    尽管如此，因为父亲是研究语言学的，他对我们子女的语文要求很严，我们写的文章里不能出现不通顺的句子，更不能有错别字。此外，还要求我们的文章要符合逻辑。因此，尽管我后来学了数学，但在用语言表达自己思想方面和写文章方面，我从父亲那里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父亲也很少和我一本正经地谈心，我记得只有一次，就是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的女朋友突然和我分手了，我特别想不通，心里很痛苦。他见状找我谈话，他说，"中国有句成语叫'老马识途'，我就算是一匹识途的老马，给你一点建议，世上好的女子那么多，要想开一点……"。

      还有我从父亲那里受到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独立思考的习惯。我从小就喜欢独立思考，凡事自己拿主意。1984年，受改革开放思潮的影响，我决定从国家单位辞职，和朋友一起创办民营的四通公司，这在当时是要很大勇气的。我曾担心父亲会不支持我的这种行为。但他很支持，不但如此，还在当年的年底挥墨写了一首《七律》给我做鼓励：

     不负当年属望殷，精研周髀做畴人，

     霜蹄未惮征途远，电脑欣看技术新。

     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

     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

      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在民营的四通公司做出了成绩。我妹妹王缉惠在我的影响之下后来也去了四通公司，在公司当人事部长和办公室主任，也获得了公司同仁的尊敬，后来她也不幸得癌症去世了。后来，我把父亲的墨宝拿到荣宝斋去裱了起来，挂在我家的墙上，从此，"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这两句，成了我的座右铭。后来虽然我离开了四通公司，这两句，仍然是我办企业时永不忘记的原则。我想，时刻记住父亲的教导，照这个原则去做，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母亲已经离开我快半年了，但是我还经常能回忆起她临终前的那些日子。人总是要死的，她90岁，也是属于寿终正寝了。临终的时候，她在病房里面大唱基督教的歌曲，我因为不信教，所以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歌，只感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心中很平静。
    三十年代初她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子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从那时她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起直到去世，基督教的信仰始终陪伴着她。基督教要求它的信徒要有爱心，要讲求奉献精神，我母亲的一生也的确做到了这些。
    就说最近的例子吧，因为她人老体弱，我们怕她晚上出意外，所以要求保姆小王睡在她的房间里，以便可以随时照顾她。半年多前的一天夜里3点多钟，她起来上厕所，因为腿脚不便，应该叫醒小王帮她，但是她看见小王睡得正香，不忍心把她叫醒，于是就自己去厕所，但是也许是白天累了，不知道怎样脚下一软，就摔了一交。就这样把股骨摔断了，老人就是怕摔交，她从此走上了不归路。自己这样老了，还是不忍心麻烦别人，这就是她一贯的作风——先人后己。
    她出身于平民家庭，从小生活比较清贫，所以一贯非常讲求节俭。过去，我父亲是一级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工资加稿费的收入在当时就是属于高薪阶层了，完全有条件过很好的生活，但是我们家一直很俭朴。即使到了最近几年，大家生活条件更好了，她也没有改变节俭的习惯。别人送来的食品，她总是舍不得吃，直到过期了或者长虫子了，才拿出来吃。她家的冰箱，为了省电，温度开关总是放在最高档，起不了多大的冷冻作用，冰箱里面也许还能看到十天前不知道谁喝剩下了她舍不得倒掉的半瓶啤酒。我自己家装修房子，安装了新热水器，我把旧的热水器（并没有坏只是容积小点）给我妈妈拿去，她都不肯用，说“我活了80多年没有热水器也过来了，不用！”，同样的，母亲家也没有洗衣机，我们弟兄几个都说要买洗衣机给她，都被她拒绝了。
    1963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拿着印有本单位名称的信封信纸写自己的私人信件，就被她批评说我占公家便宜。我父亲收到的来信很多，她就把来信的信封小心地拆开，然后翻过来再用，因此，在我父亲的写字台抽屉里面，总是放着很多她自制的信封。当然，她的很多做法和观念在现代社会看来也许过时了，但是她的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
    在她的教育下，我从小就注意不要占公家的便宜，公私分明。记得有一次，我征得领导批准，用单位的小汽车带我父亲去香山植物园玩，回来之后我就找领导要求付车钱，领导笑了笑说不收，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当时我看到一些党员反而假公济私，非常不理解，我觉得他们还比不上一个基督教徒呢。现在回忆起来，可能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年来我已经大大不如以前注意这个问题了。为私事打电话时，尽量用公家电话而不用自己的手机……，这样的做法似乎人人都是如此，大家都见怪不怪不以为然了。
    对工作极端负责，也是她的美德。她退休前是北大数学系的图书馆管理员。我也曾经是这个系的学生，我的同学都称赞她的工作，她业务非常熟悉，又待人非常热情，还能叫得出很多同学的名字。她还非常关心公益活动，和邻居们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我弟弟常说，如果退休后不是因为她的耳朵全聋，她非常适合做居委会的工作。
    她8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在我家住了些天。一天，我家厕所的水管坏了，我叫房管的工人来修，工人走后我发现放在洗脸池边上的电动剃须刀不见了，很明显被修水管的工人顺走了。我想，这下是要不回来的了，你再找他，他不承认，你能有什么办法呢？自认倒霉吧。我母亲说，不要着急，我祈祷耶稣基督，让这位工人还给你。我听了只当是笑话。我母亲祈祷之后，她就找修水管的工人去了。不一会，她回来了，手里拿着我的剃须刀。我很惊讶，问她是怎样要回来的。她说，她先问他们看见剃须刀没有，他们说没有，然后她就说，你们也许在收拾工具的时候不小心拿错了，你们还是再仔细找找吧，接着她又给他们讲了一些道理，以及分析了如果不还会带来什么不良的后果等等。没想到经过她做工作，那位工人居然就还给她了。她说，这就是我祈祷的结果，我也不得不佩服她。
    她因为耳朵全聋了，所以她通常不去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但是常和信教的朋友通信交流。每天她都要阅读圣经语录的小册子，不时在挂历上面写一些心得。2000年初，我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开会，抽空到耶稣遇难地耶路撒冷和诞生地伯利恒游览，在伯利恒耶稣诞生的地方，我用纸巾蘸了灯油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带回来送给她留作纪念，还买了一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塑像给她。
    贤妻良母，是中国人对女性优良品德的概括描述，而我母亲正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她去世前不久告诉我说，我父亲在和她结婚前欠了别人很多债，她是婚后才知道的，于是她就接管了家里的财务权，勤俭持家，节约开支，一点一点地还债，直到快解放的时候才陆续把欠债全部还清了。
    我父亲在四十年代是吸烟的，她对我父亲说，“你每吸一包烟，我就把相同数值的烟钱存起来。”这样，最后她存的钱居然够买一枚戒指了，这样，在事实面前和她的苦心说服之下，我父亲终于戒了烟。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子女没有一个人吸烟。
    我父亲能成为著名学者，不知包含了多少她的辛劳和汗水。1980年我父亲给她写了一首七律诗：
   “甜甜苦苦两人尝，四十五年情意长。
     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
     红羊溅汝鲛绡泪，白药医吾铁杖伤。
     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岁老鸳鸯。”
    诗内提到抗战和文革时期他们互相爱护而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终于迎来美好的晚年生活。在我父亲1986年5月临终前，要求在他俩合葬的墓碑前要刻上这首诗，体现了他俩的深厚爱情。我父亲在他的遗嘱里面，也对我母亲充分肯定，说她“数十年来照顾我的生活无微不至”。
    在母亲的教育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算是有出息的。广西电视台拍了一部记录片，专门介绍她和她的子女们，这就是对她作为母亲对子女教育的一种肯定。
    我是老大，坦率地说，我母亲最喜欢我。但是，我和我母亲表面看来不是很亲昵，因为从小我就一直很怕我的母亲，这种感觉一直就维持下来了，她在我心里有着绝对的权威。小时候，我凡是做错什么事情，例如功课做错、说谎、丢失东西、欺负妹妹、不好好练琴等，都要挨她的打骂。在我们家的缝纫机抽屉里面，有一把量布用的竹尺，这就是她用来打我的器具，我小时候，不知道挨过多少顿打。除了打我以外，还有其他治我的手段，例如我3岁左右的时候，她曾经把我关在黑屋子里面，我就在里面一边哭一边大喊：“天要塌下来了！！天要塌下来了！！”以为这样吓她，她就能把我放出去，后来这个事情被她做为笑话经常给别人讲。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由于不好好练习钢琴，也被她罚跪过搓板。还有一次更为可笑，大概是小学四年级吧，我把钢笔插在背带裤的上面，放学回家之后，只剩笔帽还在裤子上面别着，而笔身却不知道掉在哪里了。我妈妈喜欢蘸酱油吃活虾，而我最怕吃海鲜了，但是她居然拿几个活虾过来说，如果你把这几只虾吃下去，我就给你买支新笔，无奈之下，我只好忍着恶心的感受吞下了这几只活虾。挨打最多的是我，越往后出生的，挨打越少，我的小弟弟在54年出生，就基本上没有挨过母亲的打了，毕竟时代不同了，她的教育方法也改了很多。
    在她严厉的管教之下，我从小的功课在班上总是排在前面，也非常守纪律，是典型的“五分加绵羊”式的孩子。因此，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在北京市中学数学竞赛中获得了二等奖，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工作之后，也成为技术尖子。但是，也许也是这种教育的结果吧，我从来不会和人打交道，最后变成了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有一次，一个企业家开车带我过一个十字路口要左转弯，左转弯线很多车在排队等候，他却走旁边的直行道，到快到路口的时候，他突然左拐加塞插到左转弯的车队中间，于是省了很多时间。然后他得意洋洋地对我说，这就是窍门。而我呢，开车从来都是很守规矩的，如果旁边谁着急，我就会主动让他。这种性格，也许就是我办企业总是亏本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外，我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都已去世，他们和我是同父异母的，我妈妈这边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大妹因为癌症在91年也去世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都不错，我们之所以有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和我母亲的为人有很大的关系。我母亲比父亲小13岁，他们是在1935年结婚的，那年我母亲22岁。父亲的前一个婚姻是包办婚姻，在和我母亲结婚前已经办了合法的离婚手续。我大哥当时是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对于我父亲反抗封建婚姻的做法也是持支持态度的。后来我大哥二哥大姐对我母亲一直很尊敬，当面管我母亲也叫“母亲”，尽管我母亲比我大哥只大四岁而已。而从我小的时候起，我就看到我母亲对待我的哥哥姐姐也是非常好的。正因为这样，现在我和在广西老家的侄子外甥都保持很密切的来往。
    我母亲到8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她照镜子，自言自语说：“我的头发花白了，看来我真的是老了！”我听后很感慨，因为谁都早就认为她已经老了，没想到她还没有觉得自己老。正因为她有这样的心态，她在住院的时候，会和护士交朋友，护士们都很喜欢她，去医院看病的次数多了，会和30多岁的满大夫成为忘年交。她在去世前不久，还在关心国际时事，向我弟弟了解中美外交方面的新动向。有时候，因为她耳朵聋，我们就比较少给她讲解国内外大事，她就会主动问。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积极的生活态度，才使她活到了90岁吧。今年我已经63岁了，但是心态还比较年轻，还对各种新事物很敏感，这也是受了我母亲的影响。
    她在最后的日子里说，“我活了90年，前89年都不错，今年活得不愉快，因为小王不但不听我的，还要我听她的！”其实，别看她身体不好，人也老了，耳朵还全聋了，但是大事如关于我父亲著作的出版问题，小事如家里买油买米，她一概都要操心都要管。所谓她要听保姆的，只不过是要她按时吃药，少管家里的事情而已，这本是我们子女授权保姆这样做的，但是她就像所有的老人一样，非常固执，还认为是自己没有权威了。中秋节前不久，她的身体很弱了，大夫要她住院疗养一下增强体质，她住进了北大校医院，可是到了中秋的前夕，她坚持要出院，我们子女当时都没有在她身边，只有保姆小王在，小王无奈，只好按她的要求把她用轮椅推回了家。据大夫后来说，如果不是她坚持要提前出院的话，她也许能多活几年的。
    按照她的性格，就是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后来她匆匆离开人世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好在她离去的时候很安详，无憾地升上了天堂。妈妈，你安息吧，愿基督保佑你。阿门！

注：七省奔波——抗战时我父亲从北平经过七个省辗转南下最后到达昆明西南联大

    猃狁（xianyun），古代少数民族名称，常侵略华夏民族，这里指日本侵略者。
    一灯如豆——我父母当时住在昆明郊区农村，没有电灯，就在小碟子里面放一根灯芯，倒上一点油点亮用来照明

    红羊—— 战国时代丙午到丁未年间有21次动乱，因为丁未是羊年，所以称为红羊劫。文革期间1967年也是丁未年，所以这里指文革时代。

    鲛绡泪——鲛绡是传说中鲛人织的绡，指薄纱。这里指我母亲伤心落泪浸湿手帕。

    铁杖伤——我父亲在文革中挨批斗时，曾被人用钢管打伤，回家后我母亲用白药给他治疗。

在澳大利亚产的电脑上开发汉字系统

    1983年，我还在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我本来长期出差在上海参加宝钢工程建设，为此，曾在1979年底被派往日本学习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并将参加宝钢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因为计划调整，宝钢的二期工程被推迟，于是就从日本撤回了上海，不久又撤回了北京，下一步做什么，领导还没有安排。

    我在所里的计算机应用研究室，负责其中的一个组，以搞热轧过程控制为主。当时我国刚开始进口微机，我们小组也在考虑购买一台微机。了解到科学院天文台使用了一种澳大利亚产的微机，性能价格比很好。经同事介绍，我认识了该机的设计者、澳籍华人邝振琨先生。他们公司叫DATAMAX公司，他研制的机器就叫DATAMAX 8000，CPU是Z80,操作系统是CP/M，DATAMAX机问世时，IBM PC还没出来。

    该机所带的软件有字处理软件WordStar、试算表软件CalculStar和数据库软件dBASE II等。当邝先生为我们演示WordStar时，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可以这样运用自如的字处理软件，WordStar还有Mail Merge（邮件合并）功能，真使我大开眼界。

    那时候，一套微机系统包括三大件：主机、显示终端和打印机。终端是字符终端，主机和终端是通过RS232串口连接的。邝先生说他只是微机的开发者，如果终端和打印机都通过他从澳洲进口，价格必然高。所以他只卖主机，终端和打印机可由我们自选。

    我有一位朋友王安时（后来成为四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四通集团董事，香港四通公司总经理），当时他正在科学院负责进口设备，对进口手续和价格等都很熟悉。选择什么终端和打印机，我去找他咨询。他向我推荐了美国的TeleVideo终端和日本的OKI打印机。当时一台终端的市价约2000美元，而王安时介绍的TeleVideo只要900美元，OKI打印机是350美元，也比市价低。

    说来也巧，我妹妹王缉惠的初中同学于成金是一位港商，正在做打印机的进口生意，他向我推荐日本伊藤忠的一种新型打印机，他说你先拿去试用，不合适可以随时退货，满意了再付款。

    就这样，我选了邝先生的DATAMAX 8000主机，王安时推荐的TeleVideo终端，拿了伊藤忠的打印机来试用，凑成了一套价格相对便宜的微机系统。在该系统上，我很快熟悉了WordStar、 CalculStar、 dBASE II等软件的使用。

    因为是自己攒的系统，有关的驱动软件要自己做，我认真地阅读了打印机的说明书，突然发现，这个打印机的打印头是由8根针组成的，用软件指令可以控制它每一根针的动作。当时国内用的一般打印机都是字符打印机，只能打abcd这样的英文字母，而这台打印机是图形打印机，可以打由点阵组成的图形。哈哈！我灵机一动，连夜编了一小段程序，在打印纸上打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七个汉字。

    这一夜我兴奋得没有睡着，我想了很多很多，能打印七个汉字，就意味着原则上可以打印所有的汉字。也就是说，让电脑处理汉字不再是遥远的事了，似乎触手可及了。

    但是，能打印七个汉字，只是解决了原理问题，要让这套微机系统能用汉字处理各种应用，则要解决一系列的实际问题。

    首先，要有汉字字库才能使打印机真正能打印汉字。当时，到哪里去找汉字字库呢？自己动手做吧！于是，我从家里拿来了一副围棋，把塑料棋盘布往桌上一铺，我们全小组的人都动员起来，一个人用棋子摆放汉字点阵，另一个人把该字型用16进制数来编码，再有一个人把该数据录入到电脑中。我们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终于做成了一套包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x16点阵字库。

    其次，有了汉字字库还不够，如何把汉字文章输入电脑呢？需要有汉字输入法。因为国标一级汉字是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排放的，从工作量来考虑，研制拼音输入法是最容易实现的，因此我又开始研制拼音输入法。不久，一个简单但实用的拼音输入法也大功告成了。

    拼音输入法有许多同音字，要想把汉字输入到电脑中，就要选字。那时的终端是英文字符终端，根本显示不了汉字，只能显示80x24个英文字符。怎么办呢？好在我们已经有了汉字字库，我就把一个字符M当一个点来用，用屏幕上的16x16个M来组成一个汉字，这样一来，虽然一屏只能显示4个大大的汉字，但总算以一种最原始的落后方法解决了汉字录入问题。

    当然，要处理汉字，还要修改操作系统的BIOS部分，这些工作我也完成了。

开发汉字系统的应用

    于是，该系统就可以用西文软件来处理中文了。我马上想到，何不用dBASE II做点什么呢？我找到所里财务科的洪宝钧，表示愿为财务科搞一个可以打印中文财务报表的财务软件，我的建议得到了老洪的积极支持，于是我们和老洪一起把所里的财务数据录入到电脑中，用dBASE II处理并打印出整齐的中文财务报表。实现了部分财务工作的电脑处理，提高了工作效率。财务科的同志都非常满意，所里科研处的同志也十分称赞。

    当时，我家的住房正想搬迁，想从城里换到中关村附近。于是，我经常往西城区的换房站跑。换房站有非常多的换房信息，但查询起来却很不方便，我自然又想起了dBASE II，我们小组和西城区换房站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所有的换房信息都输入到电脑里，在1983年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北京市首届换房大会上，西城区的换房站采用了我们的电脑查询系统为群众现场服务，只要把你的换房要求输入电脑，符合要求的查询结果就用汉字打印了出来，当时北京日报和计算机世界报都对此作了报导。

    这年，在武汉要召开第2届中文信息处理国际研讨会，我就以中西文兼容的汉字处理方案为题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我交去审查的论文是用自己的汉字系统打印出来的，该论文被当时科学院计算所负责审稿的董韫美录用了。于是，我于同年10月到武汉参加了研讨会，并宣读了论文。当我在报告中举例说用dBASE II处理中文时，有很多与会者还不知道dBASE II。到武汉开会，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旧地重游，因为从1976年到1979年，我曾在全国重点项目武钢一米七热轧工程计算机控制方面工作了三年，这三年是我计算机知识和技术提高最快的三年，尤其是对大型工厂的实时控制操作系统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后来我在上海宝钢二期工程的筹备阶段，又同各国的电脑专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技术引进谈判，使我在大型工业过程控制系统设计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

    用dBASE II处理中文，算是凑合解决了，但我很欣赏的WordStar却对中文处理无能为力，首先是我的字符终端显示不了中文，其次还会有其他我暂时还无法预料的问题。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先要解决汉字显示的问题，然后要解决用WordStar处理中文的问题。

    要显示汉字，就不能再用现成的西文终端，要研制中文终端。于是我找到了科学院计算所6室，并认识了这方面的专家贾丕长和刘岁杪，我表示愿向他们学习并和他们一起研制中文终端，以最终完成我的汉字处理系统的夙愿。他们二人是合作得很好的科研伙伴，我加入了之后，我们的研制工作既有效也很愉快。我几乎每天都泡在他们的实验室，为解决汉字的显示问题而工作。

    由于我用伊藤忠的打印机打出了中文，当时在华推销该打印机的田中先生，到处拿着我们打印的样张去宣传他们的打印机。为何不能开发一种中文打印机呢，我很想找伊藤忠公司合作来做这件事，为此我找田中先生谈过多次，但都没有结果。我想，在DATAMAX机上的汉字系统做得再完善，全中国也只有200个用户使用，应该寻找更有普遍意义的机种做开发。那时候IBM PC刚开始进入中国，所以我决定选用PC机做开发的平台。另一方面，从与邝先生的合作中我体会到，和国外公司合作，可以很快得到很新的信息。我感到还应该找一家外国公司来合作，所以那时凡是来华做电脑展览的外国厂商，我都找过、谈过，但都没有什么进展。

    这年，我家搬到了双榆树西里。王安公司的办公室就在离双榆树很近的友谊宾馆，于是我就常常到王安公司去，了解王安电脑的各种性能。当时王安驻京的代表是陈恒先生，他很热情，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而且他说，王安公司演示所用的电脑，放在那里闲着也是闲着，只要你有空，就可以来玩玩。我也不客气，晚上经常去用王安的个人电脑，对其英文办公软件（包括文字处理）玩得很熟。常言道，见多识广，我对WordStar的熟练使用和我对王安电脑的钻研，为我日后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和陈恒也成了好朋友，也常讨论各种问题，他是曾经建议和鼓励我开发中文电脑的少数人之一。

辞职加入四通

    这年，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民营公司，中关村出现了陈春先教授办的华夏硅谷研究所，京海公司等也成立了并受到了改革者的注意。我也蠢蠢欲动，想到某个公司去，或者自己出来办公司。

    我和同事许教津在一起酝酿，想在冶金部自动化所之下，成立一个公司做体制改革的试点。我们把这个想法对所长顾炎讲了，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说，所里可以出资金，你们先拿一个方案出来。我和许教津等人讨论后，提出了一个计划，基本思路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久，所党委的意见出来了，我们的方案被否决了，至于被否决的原因，顾炎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既然所里的路走不通，我开始考虑是否出去自办公司。但办公司需要资金，资金从那里来呢？我母亲得知我的想法和困难之后，她也帮我出主意，她和荣毅仁的夫人是同班同学，荣毅仁的中信公司那时刚成立不久，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是否可以从他们公司得到资金上的支持呢？我母亲给荣夫人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不久，荣毅仁的女儿给我们家来了电话，叫我带着办公司的方案去中信公司找一位开发部经理谈谈。

    那时，中信公司在建国门外的大厦还未竣工，他们公司暂时在天坛宾馆办公，我和许教津两人带着方案找到了那位开发部经理。那位经理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他自我介绍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工作不久，确实，他说话时夹杂着不少英语词汇，显得很有学问。我们说明来意之后就拿出了准备好的方案给他看。他看了之后，笑着摇了摇头说，你们的方案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注定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如果你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我们公司有个计算中心，正缺技术人员，你们可以来我们公司工作。

    从中信公司出来，我和许教津都很失望，太没想到了，连荣老板的公司也是这样，我们该上哪里去呢？

    几天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和我夫人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碰到了王安时和沈国钧（四通创始人之一，现任四通集团董事长），王安时问我近况如何，我说我想办公司，但没有资金，我就把如何去中信又如何没谈成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说，你找他们没用，我们正在筹建一个公司，叫四通公司，机制比较灵活，总经理姓万，才39岁，很能干但又不是胡来的那种人，你不妨找他谈谈。

    很快我就和万总经理见了面，见面地点在中关村丁字路口原四季青自选市场的门市部，看来四通刚搬进来不久，屋里空空荡荡，只放了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折叠椅，在空房的靠墙处有一个保险柜。王安时向万介绍说，王缉志很聪明，在五七干校的时候，他能光凭电台录音就把交响乐沙家浜的总谱写出来……。万总听了王安时的介绍之后说，老王是我的朋友，你又是他的朋友，你办公司的想法和我们都想到了一块，你就来吧。就这样，我就算加入了初创的四通公司。四通是1984年5月16日注册成立的，同年9月门市开始营业，我进入的时候大约在84年的六七月份。

    这一段时间我一部分时间继续搞汉字终端的研究，另一部分时间就到四通工作，并在等待所里对我申请调动的答复。在四通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是站柜台。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看来，按正常的人事调动手续是办不通的了，这时很多好心人劝我不要轻易离开原单位，否则人事关系就没有了，于是工龄就不能连续计算了，公费医疗就永远没有了……，这确实是需要我认真思考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敢不敢丢掉铁饭碗的问题。我也仔细想了一下，我思考的逻辑是：我相信我的能力属于中上水平，吃饭总应该是没问题的。万一四通垮了怎么办？我想，首先可以仍然搞我的电脑和过程控制，万一没有这样的机会，我还可以有两个出路：一个是教钢琴或者手风琴，即做家庭音乐教师，因为我的业余爱好是弹钢琴和拉手风琴，在文革中先后教过十几个孩子；再不行的话，由于我曾经自己装过收音机和电视机，我还可以利用我的无线电知识开个修理部，替人修理收音机电视机什么的。我想：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相信我不会养不活我这个家。当然，我夫人也坚决支持我的选择。

    于是，我决定辞职，我在1984年11月给所里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我在报告里用词温和但态度坚定地表示：不管批准还是不批准，我辞职了。就这样，我毅然离开了冶金部自动化所。过了不知多久，我听所里的人告诉我，所里开过全所大会，宣布将7个人除名，其中就有我一个，其他被除名的人，还包括有出去开餐馆的人。

    我父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力，他是1900年生的，当年虚岁85，他能理解儿子的抱负，对我去四通的行为是支持的，当时他写了一首七律诗鼓励我：

不负当年属望殷 精研周髀做畴人 霜蹄未惮征途远 电脑欣看技术新岂但谋生足衣食 还应服务为人民 愿儿更奋垂天翼 胜似斑衣娱老亲

缉志儿存念 王力 时年八十有五

与日本三井合作

    四通刚成立的时候，主要业务是销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机，那时电子部官方进口的能打印汉字的24针打印机是日本东芝3070，进口价近1000美元，售9000多人民币，而四通为Brother公司的24针打印机配了汉字驱动软件，每台仅售4000多元人民币，由于价格便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当时中关村出现了科海等一批电脑公司，热衷于PC主机的销售，打印机是电脑系统必配的外部设备，四通则选择了以做打印机为主兼营电脑的策略，这一正确的决策为刚成立的四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公司第一年就取得了300万元的销售收入。我没有参与Brother打印机驱动软件的开发，但参加了后来进口的1570打印机汉字驱动软件的开发。1985年初，四通从日本伊藤忠公司引进了1570型彩色打印机，该打印机原来能打印日文的汉字，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使它能打印中文汉字。当时，为了公司的生存，我把还没完成的汉字终端的开发暂时放在了一边，带领一个开发小组，为1570打印机做汉卡。

    打印机汉卡的开发工作不算太难，1985年，四通以1570彩色汉字打印机为主要产品推向市场。这一年，四通的销售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

    四通公司成立不久，我就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公司的领导人在一起酝酿开发自己的拳头产品。当时我们发现，大多数购买电脑的单位，都是拿电脑配上一台打印机来打印合同和报告之类的公文，而一套这样的电脑系统要近五万元。于是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的想法被提了出来，想开发一种价格在万元以下的能完成打字和编辑任务的机器。当时在公司主管销售的王安时就是极力主张开发的领导人之一。由于我原来就是搞汉字处理的，对搞文字处理机当然也很赞成，但最终决策者是公司的总经理。四通的决策方式是：“听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最后一个人说了算。”总经理很快就做出了决断：上马。

     1985年3月，总经理和我两人到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与从东京来的该公司物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先生讨论合作问题。四通公司销售的Brother打印机就是通过三井物产物资部进口的，因此这次谈判是双方决策者的会谈。在这次谈判中，我们提出了共同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建议，希望三井公司投入开发费。当时万总分析中国的市场，认为中文文字处理机将会有每年10万台的销量，他向日本人许诺说，一旦产品开发成功，我们将从三井进口文字处理机硬件。万一开发失败，四通将以向三井物产采购其它产品的方式来弥补他们的损失。石田先生听了我们对市场的分析之后，问大概要多少开发费用，万总说大约100万美元，石田闭上双眼思考了片刻，说好吧，我就出100万美元。这次谈判进行了约两个小时，双方就合作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备忘录。因为四通是民办公司，按当时的规定，民办公司不能直接与外国公司签约，所以我们的备忘录不是正式合同，只能是君子协议。

    这次与三井的谈判，对四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田先生的魄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忆我过去曾经同很多外国公司谈判合作，为什么总谈不成呢？因为我没有订货量拿在手里。如果四通在一成立时就谈合作开发，也可能谈不成。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呢？而这次谈判，首先是因为四通通过三井已经进口了相当数量的打印机，使得日本人相信了我们的市场开拓能力，其次又有每年10万台的市场前景，使他们不能不心动。当然，我们总经理的口才和石田先生敢于冒风险的精神，也是合作得以开始的重要原因。总之，和三井物产的谈判取得了成功。

    由于日本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在日本的市场上，已经有各种品牌的文字处理机在销售。我们总经理开始的想法是，从日本现有的文字处理机中，选择一种性能价格比好的产品，把它的日文汉字字库换成中文的字库，把日文输入法换成中文输入法，而文字编辑功能不变，这样就可以很快地推出我们的产品。这年5月，我们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去日本进行开发方案的讨论，万总、王安时和我都去了。

    三井物产物资部是投资者，自己并没有开发力量，他们要选择一家日本公司做具体的产品开发工作。三井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是土屋哲雄先生，他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可以选择的开发者有三类：一类是Sony这样的大公司，他们技术实力强，名气大，但开发费用也高；一类是小公司，他们费用低，但技术差；还有一类是被称为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的公司，他们为别人开发产品，不打自己公司的商标，技术力量介于前两者之间，费用也介于前两者之间。三井物产选择的日本ALPS公司，就是是一家这样的OEM公司。我们在三井的安排下到ALPS公司去参观访问。在中国，我们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到了该公司后，看到公司规模很大，在日本很多地方设有工厂。它开发和生产很多电子产品，但都是受人之托做的。如我们看到它开发和生产的激光唱机就是SONY牌的，它生产的电脑键盘产量是世界第一，占了当时世界总产量的16%，都是打别人的商标，他们还为SANYO等公司开发日文文字处理机。

    我们和ALPS的领导人坐下来讨论文字处理机的开发方案，日本人拿出几种现成的文字处理机给我们做演示。经过讨论比较，日本人的方案都被我们否定了。原因是：日本的文字处理机都是热转印式的，对纸张和室温的要求高，色带价格很贵，不能打蜡纸。于是，我们决定重新开发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机器，打印机芯采用击打式的打印头，以便可以打印蜡纸。此外，由于我对操作系统比较熟悉，我情愿自己从头搞起，这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以不必长期依赖日本。

    最后我们双方商定的合作开发方式是，四通方面负责总体方案的设计，ALPS负责选择打印机芯和液晶显示屏，进行硬件设计并提供BIOS接口，我们则进行软件设计，最后由他们进行生产。为降低开发的投入，机壳采用铁壳，免去了昂贵的模具费。

与ALPS公司合作研制四通打字机

     ALPS公司负责该机开发工作的是岛津邦文先生，据说当时ALPS在挑选这个负责人时，很多人听说是与中国人合作，都不愿意参加，而岛津先生是自告奋勇来做这件事的。

    经过准备之后，我们的开发工作从1985年的8月份开始，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为我们双方联络提供了通信上的方便，那时候还没有传真机，我和岛津先生就通过电传机交换开发文件，一些重要的图纸文件通过三井的文件传递系统来往于北京和横滨之间。

    为了使我能够更好地设计，日本方面拿来了一台那时日本最好的东芝牌文字处理机供我参考，并提供了一些文字处理机的说明书。当时，国内市场已经有了几种中文文字处理机问世，如上海的奥林匹亚、深圳的桑达、香港的运科、杭州自动化所等。四通并不是第一家做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单位。奥林匹亚的价格在两万元左右，采用喷墨打印机，编辑能力较差。其他几种机器也都各有缺点，我觉得我应该能做得更好。也有的产品，如我在展览会上看到过香港运科公司开发的中文文字处理机样机，以当时的水平来衡量，相当不错，只是不知为何后来不见了踪影。

    尽管有这些做参考，其实我心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样板，就是WordStar，我想，它在英文能实现的编辑功能，我一定要在中文上面也实现。我的总体功能设计多少受了WordStar的影响，例如WordStar中有“block move”功能，在我的设计里想不出好词，就用了“块移动”的说法，等等。总的说来，我把该机的使用者考虑为初中文化程度，在屏幕提示、编辑和打印命令上的说明文字以及使用说明书都要尽可能通俗易懂，绝不使用电脑术语。四通打字机日后在市场上的成功，与我的这些设计思想和目标用户定位不无关系。产品的名称定为四通MS-2400，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头的针数，00表示第一代。由于国内绝大多数人还不习惯什么文字处理，既然我们开发这个产品是为了取代传统的机械打字机，为了市场宣传方便，消除多数人对电脑的天生恐惧心理，我给该产品起名叫中文电子打字机。在设计外壳时，公司有些人主张在机壳上标外文，我坚持在机壳上的所有文字都用简体中文。也有人主张给机器设计一个洋商标，但万总和我都主张用四通商标。

    我们的开发小组由四个人组成，除了我之外，还有王玉钤、孙强和张月明。王玉钤负责打印驱动软件，孙强负责显示驱动软件，张月明作为大家的助手，做些辅助工作。我是总体设计，并负责文字处理软件的开发和拼音输入法的开发。

    作为文字处理机，只有拼音输入法是不够的，我认为起码还要有一种笔形码的输入法。我在开中文信息处理会议时认识了不少研制输入法的人，当时这些人里面笔形码输入法做得比较好的有李金凯，我就去找他商量把他的输入法放在四通打字机里，他要求我们给他先支付一笔入门费，开价10万元，从当时角度看我认为高了，我们谈判了几次都没能达成协议。于是我又找其他的输入法作者，我在分析了各种输入法之后，决定去找王永民，他当时在中央统战部招待所的地下室租了个房子在搞输入法的开发，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张道政。当时王永民的五笔字型输入法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去找他商量，他比较痛快就答应了，条件我比较容易接受。他并不要求我们支付入门费，只是提出每销售一台打字机给他一个提成。于是我就同他签了一个合作协议，就这样，四通第一代打字机选用了五笔字型作为笔形码输入法。后来的事实表明，王永民其实是很聪明的，四通打字机在全国范围的销售，为五笔字型的推广带来了显著效益。当然，在众多的输入法作者中，王永民比较善于做推广工作，反过来也促进了四通打字机的销售。

    其实，在同日本合作之前，我在PC机上已经开发了一个简单的文字处理软件，同时配了我开发的拼音输入法，我把该软件复制了一份给了岛津先生。后来，岛津先生来北京谈判的时候，向我们打招呼说，他已经以他的名义在日本就我的拼音输入法申请了专利，我和万总听后都没有表示异议，那时，我们都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岛津先生解释说，在日本，如果不申请专利，就不能保障我们产品的利益。至于后来，他有没有因该专利而得益，就不得而知了。现在想起来，该专利的专利权人应该是我。

    为了加快开发进度，在同岛津先生确定了BIOS接口标准之后，我们在PC机上做了一个模拟的BIOS，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日本的硬件开发出来之前就同时在北京开发软件。

    因为分工明确，我们三人的软件开发工作基本上是在各自的家里进行的，必要时在一起开会，半年之后，即1986年的3月份，双方各自的工作已告完成，我们开发小组到日本横滨ALPS公司去进行最后调试工作，同去的还有三井物产北京事物所的雇员郗建民。按计划我们应工作3周，但是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制，而是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6个小时，几乎每晚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第二天仍然准时上班，星期天也不休息。除了我以前去过日本以外，其他3人都是初次到日本，但是我们从未上街逛过商店。即使这样，3周还是很快过去了，机器仍未调好。于是我们决定延期回国，因为签证的原因，延期也顶多是一周，回国的日期定在了4月14日星期一。安排大家4月13日星期日到富士山游览，但是我做出决定，如果到星期六还未调好的话，星期天的游览活动也将取消。

    不幸的是，国内来了长途电话，万总十分严肃地告诉我说，我的父亲因病住院了，而且生命垂危。他说，如果需要的话，公司同意我立即回国见我父亲一面。日本方面立刻安排我和我母亲通了一个长途电话，我通过电话向母亲了解了父亲的病情，知道他是因感冒发烧而住院，不想竟发现是白血病，而且病情恶化得很快。这时，我的心情极为复杂，如果我这时立刻回国去看望父亲，眼看要调试成功的产品开发就要夭折，因为在日本有比较好的开发条件，如果这次没调好，下次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了。但是如果我不回去，万一我父亲有什么情况，我不能在他身边，也是极为遗憾的。当我把我在日本的情况向母亲介绍之后，我母亲说，你的工作很重要，你回不回来由你自己决定。我听了之后告诉她，我还是决定留在日本把开发工作做完。

    就这样，尽管我父亲病危，我还是领导全组人员继续昼夜奋战，终于到4月11日（星期五）中午，机器的调试成功了，当大家听到打印头发出刺耳的声音在纸上打出汉字时，都象听到了美妙的音乐一样高兴。当天下午，三井和ALPS公司的领导都来向我们祝贺，而我因为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感到眼冒金星、脑袋昏昏沉沉，我强打起精神，向他们介绍开发的经过。日本人说，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刻苦精神。

    星期六，大家到商店去采购物品，星期天，在岛津先生等日本朋友的陪同下，我们到富士山游览了一天，他们都很玩得很开心，唯有我想到病危的父亲，没有心思欣赏美景，恨不得立刻飞回国。

    4月14日星期一，我们回到了北京。我立刻赶到友谊医院去看望我父亲，我父亲这时的病情非常严重，已经不能说完整的句子了，但神志还清楚，我向他汇报了我在日本的工作，告诉他开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在出国前，曾经给他讲解过文字处理机的工作原理，并答应等机器开发完成后给他演示，遗憾的是，还没等我给他演示，半个月以后的1986年5月3日，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临终的时候，我一直守在他的身旁。他给我的诗中所说的“还应服务为人民”的教导，将永远牢记在我心中。

    当年5月16日，是四通成立两周年的日子，公司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推出四通MS-2400中文电子打字机。会上展出了我们的新机器，能打印普通纸和蜡纸，除了能打印8种大小的汉字外，还能打印英、日、俄、希腊等多种文字，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发布会邀请了国家语委的周有光先生参加，周有光先生是我国语言文字学方面著名的专家，也是经济学家，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在开发打字机的拼音输入法时，曾多次向他请教。他看了四通打字机后说，“外国有人人都能使用的打字机，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中国人整整丧失了一个机械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再丧失电脑时代。四通打字机开创了中国语词处理的新纪元。”这里顺便说一句，周有光先生对“Word Processing”翻译成“文字处理”表示不同意，他一直认为应该称为“语词处理”。语言学家郑易里先生也说，MS-2400打字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创举。

    MS-2400推出后，当时的零售价是7000元/台，公司内部有人怀疑能否销得出去，但是，在四通销售经理沈维公和谌受于等人和全公司的努力下，第一年就销了7000多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成绩十分令人鼓舞。

    MS-2400是第一代产品，虽然我努力想实现WordStar的所有功能，但毕竟开发时间太短，所以很多功能都未能做进去，而且该机的液晶屏太小，编辑起来不方便。此外，该机用盒式录音机做外存储器，使用也很麻烦。当时，用PC机实现的中文系统里已经有仿、宋、楷、黑四种字体，而我们的打字机只有一种字体。总之，从门市部反馈回来很多顾客的意见和建议，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市场信息。

    另外，因为我是第一次开发单机型的电脑类产品，也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知识。例如，我设计的四通打字机键盘不符合英文打字机键盘的规范。当MS-2400刚刚开始销售时，就有一位专家给我打电话，说老兄，你的键盘设计犯了一个错误，熟练的英文打字员肯定会感到不习惯。我再仔细观察英文打字机和电脑的键盘，才发现了问题。但是，这种属于硬件设计的错误改起来费用太大。好在一般用四通打字机的人都是初学打字，出现不了这个不习惯的问题，所以决定在下一代产品中再改。不过我也奇怪，既然ALPS公司的键盘产量世界第一，为什么发现不了我的设计错误？可见日本人是习惯于一丝不苟地照图纸施工，以至于我怎么画就怎么做，错了自然是设计者的责任。

开发MS-2401

    因此，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是迫不及待的任务。我开始组织MS-2401的开发小组。由于王玉钤向总经理提出要求去做另一项工作，所以退出了开发组。我的新的开发小组增加了几个人，除了我和孙强以外，主要的开发人员还有裘钢、王东方。裘钢取代了王玉钤做打印驱动部分的软件。2400由于没有方便的外存，所以文章的长度不能超过内存的容量，而2401打印机增加了软盘驱动器，所以我决定不限制文章的长度。但是如果文章长度超过了内存容量，编辑软件就要增加很多处理，如磁盘滚入滚出处理等。岛津先生警告我，说日本的文字处理机一般都不这样做，因为这样比较难。但我还是决定增加这个功能，并且安排王东方专门负责磁盘I/O调用的软件。裘和王两人都是很优秀的开发人员，所以开发工作基本顺利。岛津先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我在磁盘滚入滚出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才算解决。

    2401增加了液晶屏的面积，2400只能显示2行每行10个汉字，2401可以显示5行每行40个汉字。当时PC机普遍还在采用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3.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刚刚问世，而我就决定要采用这种小驱动器，虽然当时有点超前，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另外，我们采用了仿宋楷黑四种汉字字体，也就是说，要烧制很大容量的Mask ROM来放字库，生产前期的投入比较大。但由于2400的成功，公司的领导人也敢于下决心投入。

    2401的开发采用了2400同样的方式，先在PC机上模拟，最后到日本调试时再下载移植到打字机里。按原方案，2401采用带背景光的液晶屏新技术，但我到日本看了样机，觉得有背景光的效果还不如没有，我给万总打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要求不用背景光。万总坚持要用新技术，我说，我在ALPS公司这里看到了实物，你又没看到，你应该相信我的判断。万总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就看着办吧。于是我通知ALPS放弃采用背景光，ALPS设计液晶屏的工程师都很懊丧，但也没办法。

    2400推出成功之后，国内有很多搞汉字输入法的人找到我，要求把他们的输入法装到四通打字机中。2400的拼音输入法是我做的，其实，我也对进一步改进我的输入法很有兴趣，可是我实在太忙了，没有精力顾及这件事。这时刘为民找到我，他说，你开发打字机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何必其中每件事都亲自做呢？在他的说服之下，我同意在2401中采用他的拼音输入法。此外，我经过研究，又在笔形码输入法中选择了一些我认为优秀的加入到打字机中。我的想法是，我不对输入法做评价，让全国的用户自己去选择采用什么输入法好。但是，后来的事实说明我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王永民自己投资在全国培训四通打字机的操作员，因此在四通多数的分公司中，演示四通打字机操作的小姐只会五笔字型输入法，尽管四通的销售资料上写着由顾客自选输入法，但是销售小姐都向顾客推荐五笔字型，所以大多数顾客就买了五笔字型了。

    为了使我能专心投入2401的开发工作，万总选择了段永基（现任四通集团总裁）来配合我工作，段原来是学航空材料专业的，在航空部的612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是1985年来四通的，他来的时候带来了粉末冶金等项目，带领一个小组搞开发，但是搞了一年多就下马了。当时王安时对我说，科学院前党委书记张劲夫说过，要有人为科学家提皮鞋，段永基就是为你提皮鞋的，各种杂事你都可以交给他办。的确，段的工作能力很强，凡是与开发有关的非技术问题，我都交给他去办，他总是完成得很好，工作落在实处，而且看来他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很任劳任怨，很少看到他提个人条件，当时我们合作得很好。

    到1987年5月16日公司成立3周年的时候，在友谊宾馆召开的庆祝会上，我宣布MS-2401正式推出，应邀出席会议的嘉宾有贾春旺（当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现任公安部部长）、于光远（当时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在1984年四通成立时，贾春旺任北京市海淀区区委书记，是在他的介绍之下，四通的创业者们和四季青乡建立合作关系、向四季青乡借两万元起家的，四通的“四”字就来源于此。

    MS-2401是比较成熟的产品，它解决了2400的所有问题，并且基本上实现了WordStar的所有功能，里面还有我和同事们的很多创新。岛津先生在一次和我的谈话中说，我们日本人可以把产品做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创造性，你们中国人有创造性。三井的评价是，2401的技术即使在日本的同类产品中，也是先进的。2401的推出，在四通的销售部门，产生了分歧。因为当时2400的销售正旺，2401被认为是阳春白雪的东西，当时在三井工作的郗建民就曾和我激烈地辩论过，他说，2401好比高级音响，2400是普通录音机，高级音响好是好，但需要的人不多。

    2401推出的头半年，销售情况并不好。2400销得不错，但它是铁壳的，产量有限，因此公司决定把铁壳换成塑料壳，软件基本不动，再推出一种产品叫2402。2402的开发委托开发部的杨盛达等人来做。当时在四通电脑门市部来了一个年轻人，对软件很熟，叫求伯君，也被推荐到我们开发部协助开发2402，为了使他对打字机的软件有所了解，我就把2401的源程序全都交给了他。因为2402的硬件设计基本上和2400一样，因此软件也没有多大改动，但更正了一些2400中的软件错误。

    对于2400、2402，我很清楚它们的弱点，我相信2401的优点会被用户所认识。果然，半年多以后，2401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在市场上也越销越好。

    在2401推出不久，求伯君就离开四通到了金山电脑公司，他在珠海和另外一个软件工程师李明一起，在2401软件的基础上，开发了WPS文字处理软件。当时，如果卖纯软件产品，很难保证有好的利润，所以金山电脑公司想把该产品做成汉卡，但是当时因为四通和金山有较好的商业合作关系，所以金山电脑公司在做汉卡之前，其总经理张旋龙向万总打了招呼，万总怕该汉卡的销售影响四通打字机的销售，就没有同意金山推出他们的汉卡。金山鉴于在其他方面与四通有密切的合作利益，也可能考虑到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直到1989年以后才将其汉卡推出。

    为了进一步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1987年，四通和三井物产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以SKD方式生产打字机的公司——中日合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把2401的生产从日本移到中国。该公司总投资100万美元，四通占75%，三井物产占25%，其中四通的打字机技术占了25%的股份，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以中方的技术占有股份的情况可以说是四通开了先河。在确定合资公司的领导人的时候，曾经考虑让我当总经理，段永基当副总经理，我说我只善于做技术工作，不善于当头，更不会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还是让段永基当总经理较好，我就当总工程师吧。这样，合资公司的总经理是段永基，我是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三井物产派东京总部的中入纯先生和北京事务所的郗建民任副总经理。让段永基当总经理，这可能是我今生中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2401从那时候起，连同后来以2401为原型开发的2411一起，畅销了很多年，共售出了20万台以上，为四通公司带来了二十几亿元的销售收入和几亿元的利润，也为国家带来了几亿元的税收收入。四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多层次的销售体系，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销售人才，如王玉海、刘棣华等。四通打字机的成功生产，也离不开李玉琢、刘德麟等一批四通的优秀管理骨干的贡献。

2401赢得利润之后

    在1988年，2401打字机SKD散件的进口价格大约为700美元，四通和三井的合资公司（SOTEC）在组装之后的出厂价约8800多元，出厂之后销给四通集团的OA部，OA部加价之后以11000元左右销给四通各地的分公司和经销商，卖给最终用户的价格为13500元左右。此外，打字机中的有些元件如汉字字库等是通过香港四通公司进口的，进口时已经加了很高的利润。由此我们可估算出每台打字机四通有多少利润。

    但是，四通的领导仍然不满足，专程到日本去，对打字机里的每个部件的成本进行了调查，例如，2401的打印机机芯是富士通公司的产品，就假以其他公司的名义按每年数万台的订货量向富士通公司询价，得知这种机芯的价格在150美元左右。用这种方法，四通计算出2401的全部材料成本加起来也不过300多美元。于是，一个计划在四通的领导层内开始酝酿：四通要求三井对所提供的SKD散件进行分项报价，目的是如果你哪项报得高于我们所了解的成本价，我们就自己去采购。换句话说，要把三井口袋里的利润也放些到四通的口袋里。

    三井当然不愿意分项报价，于是四通就向三井施加压力，甚至对中入先生上纲上线说，你们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们并没有忘记……。为了增加对三井的压力，四通停止了从三井进口2401打字机散件。由于没有了货源，市场上的四通打字机一度脱销，变成了紧俏商品，双方进入了一种僵持状态。僵持进行了一段时间，最后，三井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分项报价，即四通可以自己根据情况从日本市场选购部件，但条件是，三井不再在进口前对从日本提供的散件进行质量检验和保证，散件的质量控制由SOTEC自己解决。在四通同意了此条件后，三井的分项价格报了出来，从报价单上看，富士通的打印机机芯为300美元/台。这就是说，如果四通自己到富士通去采购打印机机芯，仅这一项，SOTEC还可以降低150美元的成本。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当四通自己去富士通采购机芯时，该厂的报价是300美元/台而不是原先报的150美元，其他各部件生产厂的情况都与此类似。最后，打字机所有部件材料的价格成本之和，差不多仍然等于700多美元。也就是说，三井已经和所有的部件生产厂协商过了价格，统一了口径。这件事，你说是这些生产厂商害怕大公司三井也好，你说是日本人团结一致对外也好，总之，四通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时候，四通发现自己在斗争中打了败仗，于是向三井要求恢复过去的传统做法，三井的答复是，倒退已经不可能了。由于要自己进行部件的质检和筛选，SOTEC的生产成本反而比以前提高了。

    这一年，由于中途有一段时间中止了从日本进口散件，打字机一度脱销，四通的经营利润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万总事后对此事的评价是，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这件事之后，四通的领导便决定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把新产品的型号定为MS-2406。显然，根据计算，自己开发产品有更高的利润，当然，也不用再受日本人的气。我对这个方案表示了保留的态度，这并不是由于我亲日，而是我认为，四通的翅膀还没有硬到可以立刻脱离日本人的帮助，从2401的开发中我很清楚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我心中本来有一个长远的开发计划，在两三年内最终会实现真正的国产化。我持保留意见，是从当时公司的开发能力和国内的部件配套能力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做一个逐步国产化的计划，而不是一步到位。

    不知什么原因，是否因为对开发方案有不同意见，我不得而知，2406的开发工作不让我插手，作为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我在公司里的权力开始被架空。

    2406的开发方案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因为系统里所有的BIOS，包括磁盘I/O等等，都由公司自己的开发人员重新来写。而且可笑的是，其中有些写BIOS的人过去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就是说，由若干新手从BIOS做起，要开发一个完整的文字处理系统，可见工程是多么巨大，人手和时间都显得很不够。其实，如果用PC机的主板作硬件平台，完全可以设计一个简单而又达到同样目的新机型。

    也许因为我们开发2400和2401都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司有些人估计2406的开发也只需一年左右。他们订了一个很乐观的计划，在我看来，计划很不实际。之所以计划不实际，是因为制订计划的人对工作量没有概念。于是，我开始不断地提意见，指出2406方案中的问题。但是，我的建议和意见没有起作用，也许他们认为我是故意挑毛病。2406的开发地点设在香港，王安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该产品的开发上。我很多次想找机会把自己对开发方案中的看法向王安时反映，我想，他可能会听得进我的意见，但遗憾的是我根本没有机会接近王安时。以至于王安时是否知道我的意见，还是知道了我的意见而不接受，我都无从得知。 2406的开发费用比原来设想的多了很多，开发周期也一拖再拖，最后终于在1991年开发成功了，前后共花了三年的时间。成本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样低，软件性能也没有比2401有突出的改进。当2406推向市场的时候，其售价比2401还略高一点。但是，2406 一上市，各地的经销商都纷纷反映该机有质量问题。本来，2406是为了取代2401而推出的，但2401始终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后来以2401为原型机又推出了2411，四通对于三井的依赖程度不见得因此而有所降低。后来王安时向我讲起2406的开发时说，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不过，我也不知道他的教训到底是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由于生产2406，从香港大量进口打字机零部件，而使得他持有很大股份的香港四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从北京合资公司将大量开发费向香港四通输血也是显而易见的。

感慨良多

    回顾开发四通打字机的前前后后，真是感慨良多。我有幸为我国的办公自动化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是我今生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这首先得益于邓小平理论带来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实现自我的机会；其次是我找到了很好的合作伙伴，有许多事单靠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企业有了一个能把握方向的领导人，确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又各有分工。此外，在一起合作的三井物产公司的人员，都有较高的个人素质，我们和他们公司之间的合作很规范，很讲信誉，也是成功的保证。

    在一次会议上，三井分析四通打字机成功的原因时说，硬件解决原理问题，而软件解决文化问题，原理是全世界相通的，而文化因地域而不同，最终与使用者接触的是主要是软件界面，因此只有中国人才能开发出适合中国市场的电脑产品。回顾中关村成功的电脑企业，无不与适应中国的文化特点有关。微软的Windows产品在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始终认为应该开发更适合中国文化的界面，尽管我也是Windows的用户，而且算得上是电脑专家了，但是Windows中文版的许多提示，连我都看不懂，何况普通老百姓呢？

    国家的许多科研机构，每年从政府那里拿到开发经费，最后不少都打个水漂完事，比起他们来，四通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自主开发了对社会和对自己企业都有益的产品，给国家上缴了可观的利税，这是一种进步。

    但是，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公司获得巨大利润之后，如何继续保持高技术公司的活力，是个很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我虽然是四通集团主管开发工作的执行副总裁，但是我能够支配的开发费用还不到公司总营业额的0.3%，而且就连我比较擅长的打字机开发方面的领导权也被剥夺了。尽管按照国家和开发区的规定，公司可以提取营业额的7%作为开发费而纳入成本，但这些开发费提了之后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公司请人吃顿饭，唱一次卡拉OK，动辄可以一掷千金，甚至万金，为总裁办张高尔夫会员卡可花几十万上百万，可是我要调用几万元的开发费都要经过很麻烦的手续。每当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就要我们写科技开发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但这是写给银行和政府看的，因此而得来的科技贷款却用到了其他方面，用去炒股票、炒期货、搞房地产。为什么会这样？除了产权和机制问题外，我认为首先是因为公司的第一把手和领导集体不懂技术，看不出为了公司今后的发展要做些什么，缺乏起码的技术前瞻性认识。例如，当时四通集团董事会的7名成员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搞技术的，在1990年以后，我主张开始搞多媒体技术，并在集团成立了电脑音乐事业部，但公司的大多数领导并不理解搞多媒体的意义，如果靠投票来决策，我永远是少数。

    说到电脑音乐，在1991年，我领导四通集团开发部的王岩、朱峰等人，与日本Roland公司合作，开发成功了四通牌数码钢琴，并生产了10台样机。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到四通公司视察，段永基向江总书记介绍了这一新产品，总书记兴致勃勃地在四通门市部展厅里的样机上弹奏了一段曲子。但我只是事后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因为江总书记来的时候，四通公司总裁、主管销售和后勤的副总裁以及很多其他人员都在场，而我则被通知说，由于接待人数有限，不能出席。

    现在，四通打字机正在逐渐从市场上消失，生产2406的深圳SOTEC濒临倒闭，生产2401和2411的北京SOTEC也处于常年停工状态，其原因说什么的都有。让我们来看一些数字：中国有12亿人口，四通打字机销售最好的时候年销售量为5万台，同是使用汉字的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口，1997年它的文字处理机的总销量为370万台，与这年它的PC机的总销量差不多。因此，四通打字机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其主要原因是开发跟不上而不是别的。一个高技术公司，领导人不熟悉公司主要业务的技术趋势，又舍不得在开发费上投入，那么它走向衰败就是迟早的事。

    我本来是搞技术的，不善于搞管理，也不愿搞管理，但是，我发现，不当第一把手，就无法把握公司的技术方向，搞高技术和开餐厅是两码事。我以后将专门撰文谈我这方面的体会。我认为，要保证高技术公司的正确方向，公司的第一把手必须非常了解技术发展的趋势，同时他还应该有卓越的管理才能。

    此外，遗憾的是，在公司得到巨大利润的同时，我个人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在打字机销售最红火的时候，一个2401经销员的脚上，一双皮鞋就值三五百元，而我当时每月工资收入只有560元，列在全公司第19名。在我1992年离开四通之时，我经四通集团办公室主任同意，搬走了一台2401打字机，几个小时之后，该办公室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奉上级指示，必须要回那台打字机，并立刻把机器拉了回去。1993年，四通与我签了一个协议，承认我是四通创始人之一，并答应给我创业股，其数值与其他董事相同。四通股票在香港上市之后，我要求四通兑现该承诺，四通公司答复说，我们答应给你的是创业股，但是现在公司并没有创业股，所以不能给你股份。总之，搞经营的搞管理的搞后勤的可以有机会得到除工资外的其他好处，埋头搞技术的，最终只可能是替他人做嫁衣裳，这种事发生在一个高技术公司里难道不奇怪吗？

    在四通打字机开发完成的时候，岛津先生送给我两个人头形状的娃娃，但都没有眼睛，这个娃娃头在日语里叫做“daruma”，据说，一个人做成功一件大事，就可以在上面画上一只眼睛。因为四通打字机的成绩，我画上了一只眼睛，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画上第二只眼睛，我现在正在总结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期待着画另一只眼睛的机会。